四、法权国家本质上仍是以阶级专政为基础的国家

我国宪法总纲开明宗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48]这两条基本原则，即使在21世纪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与之相应的社会主义公民国家的今天，“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49]。

人民，是国家的公民，但同时又是公民的主体。根据自然法主体原则，中国“公民国家”实质上就是人民国家。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中国是“中华人民”，而不是少数阶层共和的国家。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要以保护占其中绝大多数人民利益为先决条件的。毛泽东同志对此解释的很明白，他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50]“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51] 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公民国家则是在已充分发展成熟了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保障下成长的。也就是说，中国公民国家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内容的国家。专政只能是实现阶级利益而且是高于任何法律的工具。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国家全体公民的活动是以法律为准绳的，但当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人民国家出现可能被颠覆的非常危机的时候，国家就将超越法律而直接以专政的手段出面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正如在危机时候，资本主义国家专政也是首先保护资产阶级国家利益一样。1906年列宁提出：

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52]

1918年列宁再次坚持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指出：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53]

列宁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深刻的，列宁的这个观点之所以为所谓“自由主义”学者憎恨，只不过是因为它将国家问题的实质简单明了和赤裸裸地展示了出来。其实，自由主义理论的先驱卢梭也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他说：

法律的僵硬性会妨碍法律得以因事制宜，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就能使法律成为有害的，并且在危机关头还能因此致使国家灭亡。程序以及种种手续上的拖延，都需要一段时间，有时候这是局势所不容许的。很可能出现千百种情况都是立法者所根本未曾预料到的；因而能够察觉到我们并不能预见一切，这本身便是一种极其必要的预见了。

因此，就绝不能要求把政治制度僵硬化到竟致于取消了那种使法律中止生效的权力的地步。就连斯巴达也都曾让它的法律休眠过。

如果危险已到了这种地步，以致法律的尊严竟成为维护法律的一种障碍；这时候，便可以指定一个最高首领，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来，并且暂时中止主权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公意是无可怀疑的；并且很显然，人民首要的意图乃是国家不至于灭亡。[54]

对此，就连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民主制度的奠基者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也一点不含糊，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严格遵守成文法无疑是一个好公民的重要义务之一，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迫切需要、自我保存、危急时保卫祖国等法则是更重要的义务。死板地遵守成文法以致失去了祖国，也就失去了法律本身，失去了生命、自由、财产以及所有那些与我们一同享受那些东西的人，从而荒唐地为了手段而牺牲了目的。当年在日耳曼敦战役中，华盛顿将军的部队受到盘据在邱姓住宅的敌人的骚扰，他毅然将大炮对准住宅猛轰，尽管那是一个公民的财产。当他围攻约克敦时，他将近郊村庄夷为平地，因为他认为国家的安全必须高于财产法之上。[55]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国家本来就是阶级压迫的机器。“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56]对此，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不仅做得果断，而且说得也肯定。1992年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指出：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57]

由此看来，即使在中国依法治国，建设公民国家的今天，列宁的“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58]的结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对我们依法治国，建设公民国家的今天，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