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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地震局研究员曾监控到汶川地震
2010-03-23 08: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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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科学”的呼号

从2006年6月开始,严谷良为HRT波法尽快应用于地震预报的实践奔走呼号。

这位前国家计委副司长,人称“严科学”,曾支持过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和王选的激光汉字照排研究。

国家发改委调研后认为HRT项目很重要,但根据部门分工,建议应由中国地震局审定是否向科技部申报立项。

“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一系列难以逾越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严谷良告诉本刊记者。

“一是按现有的规定,退休研究员不能主持科研课题,不能申报国家科研项目与经费,使有重大创新能力和成果的科技人员的潜力无从发挥;二是科技经费和探索性成果不能用于台站建设,体制和管理的分割造成了台站建设与地震科研、预测工作三脱节;最大的困难还在于认识上的不一致。由于当前地震界主流思想认为在几年、几十年内难以解决地震短临预报问题,因而导致办事机构在认识上、行动上互相推诿扯皮。”

2006年12月26日,严谷良致信吁请国务院领导亲自过问推进此事。信中说:“项目无法推进,遇到了一系列难以逾越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主要是:按现有的规定,退休研究员不能主持科研课题,不能申报国家科研项目和经费,使确有重大创新能力和成果的科技人员的潜力无从发挥。”

12月28日,国务院有关领导批示:“此意见应认真研酌。在攻克地震短临预报这个世界性科学难题上,我们应该也有基础和条件有所作为,对有关课题的研究和应用要给予支持。”

半年之后,2007年7月,中国地震局组织了一次“专家咨询论证会”,没有请被论证人钱复业、赵玉林出席、答辩。此后,钱复业、赵玉林仍然不能主持课题研究和申请科研经费,川滇地区4个台站不列入维修计划。到汶川地震前,只有攀枝花附近的红格台,在遭雷击后还有一半测道在工作。

“5·12”地震发生后,2008年5月29日,国务院有关领导在一份材料上对HRT项目作出批示:“我国是地震多发国家,加强地震预测预报十分重要,我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一些方面位于世界前列。建议在地震预测预报方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说不定这个世界性难题首先由中国人突破。”

2009年10月16日,中国地震局在北京召开专家咨询会,对“HRT波地震短临预测观测系统项目建议书”进行咨询。专家组一致认为:“地震预测特别是短临预测是当今世界尚未解决的一个科学难题,应鼓励探索和研究地震前兆观测的新技术、新方法。作为一种新的地震监测思路和方法,本项目应予以鼓励支持。”

2010年3月3日,严谷良向本刊记者透露HRT项目的最新情况:“中国地震局报告迟迟拿不上来,发改委明确支持这个项目,但台站建设还是无法启动。”

“现在,连原有的四个台站也因缺乏经费和管理,不能保证正常工作,致使这项重大创新面临夭折和拖垮的危险,两位老科学家对此心情十分焦急和无奈。”他说。

唐山大地震心结

2008年5月11日的那一整夜,钱复业、赵玉林夫妇的争吵,与他们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心结有关。

1976年,唐山地震前,身为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副组长的钱复业,发现唐山滦县周边200公里地电出现大量异常。在地震前半个月,她前往唐山地区落实异常情况。

也因为这一次行程中对马家沟地电台的访问,使钱复业被认为对唐山地震漏报负有一定责任。当时,马家沟地电台马希融向国家地震局专家汇报了地电异常和预报意见,但是没有取得包括钱复业在内的两位专家的支持。事后,有人认为钱复业应为此承担责任。2008年6月,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研究员郭安宁在《中国唐山大地震》一书中力图推翻这一观点,如认为马希融只有异常,并没有预报意见等。

唐山震后30多年来,钱复业决心突破地震预报难关。退休后的15年,钱、赵用退休金投入科研,在简陋的旧公房中的柜子里堆满了相关资料。

“我们这一代人能看到曙光,这辈子就没有白干。”钱复业对本刊记者说,“这么一个方法,是一个有前程的方法,这就是我退休之后,还要充当地震预报业余爱好者的原因。我们国家人口众多,国家需要地震预测。”

他们与大地震擦肩而过

“在地震预报方面,我们要重视老专家的意见,因为地震预报现在还不过关,凭他们长期积累的经验就可以感觉到,就可以作出一个判断,就可以看到地震的发展趋势”

“熊猫事件”

2005年5月8日,在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以下简称台网中心)分析预报中心例行会商会上,中国地震局研究员耿庆国提出要注意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为中心的150公里范围内,存在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的可能。

据耿庆国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一位工作人员打断了他的话,“耿教授,你报红原有大地震,那是九寨沟(附近)啊,外国人不来旅游怎么办?”

耿庆国接着说:“这个地方是藏胞、羌胞的聚居地,是国宝熊猫的家乡,要注意转移保护好国宝熊猫。”

这位工作人员笑了,又一次打断他:“你报地震,谈国宝熊猫干什么?”

64岁的耿庆国一时无言,他站起身来,把自己撰写的报告拍在会议主持人、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张晓东桌上,愤然离场。

原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仕宏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熊猫事件’后,耿再未参加会议。原来每月举行的会商会,他多数是参加的。”

今年2月26日,“熊猫事件”的当事人耿庆国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我是从2005年5月开始,用了整整3年紧盯四川阿坝州的,那里有可能发生7.5级以上地震。我依据的是我本人提出的旱震方法。”

1972年夏,耿庆国在研究孕震过程中的气象效应时发现:6级以上大地震震中区,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往往是旱区。旱区面积随震级大小而增减。在旱后第三年发震时,震级要比旱后第一年内发震增大半级。

耿庆国解释道,旱震关系中的“旱”,事实上是指6级以上大地震中期孕育过程中气象效应的典型表现,是孕震过程中的“地表皮肤病”,“是几十年不遇甚至上百年不遇的大旱”,这里的“旱”,与农业生产中的“旱”的含义是有区别的。

利用旱震理论,耿庆国在中国地震预报史上曾作出一些比较成功的中期地震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前,1976年松潘、平武地震前,耿庆国依据旱震理论,都曾提出过中期预报意见。

1985年3月9日,国家地震局科技监测司颁发的“国家地震局科技进步奖批准书”上这样写道:“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转耿庆国同志:你参加的科技项目一九七六年松潘、平武7.2级地震中短期预报经国家地震局学术委员会审定,被批准授予国家地震局科技进步壹等奖。”

1986年9月5日,耿庆国因1975年海城地震预报再获“国家地震局科技进步壹等奖”。1989年5月,耿庆国所著《中国旱震关系研究》一书,被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学术委员会授予“1989年度科技进步贰等奖”。

但耿庆国的旱震关系研究也不止一次出现虚报事件。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旱震关系研究呢?

中国地震局研究员汪成民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如果说有百年未遇的大旱,也要区分不同机理的致因。一种是气候影响,一种是地下构造活动影响,这两种旱应该事先区别。”

他说,现在的问题在于不能很好地加以区别。这次旱正好是地质活动引起的,预测成功了,那次旱是气象引起的,预测又错了。有些地方十年九旱,绝对不可能十年九震,所以旱震理论还要进一步探索研究。

虽然存在不少虚报事件,但地震预报的实践表明旱震理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同海城、唐山震前一样,这次他又看准了地点”,汪成民说,“耿庆国从2003年开始预测汶川附近有地震。经过数年逐步聚焦到马尔康、阿坝州,最终的预测算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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