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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屋脊汉藏伉俪张廷芳、次旺俊美夫妇特写稿(一)
                                                            “当代文成公主”40年西藏教育路
2009-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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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英文《中国日报》429日报道:张廷芳清楚地记得19711231日她的婚礼。那时一般人结婚很简单,就拿个语录本,向毛主席像鞠躬就行了。他们的婚礼别开生面,更像个文艺晚会。两位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戴着大头娃,扮演张廷芳和她的藏族新郎次旺俊美,用小品讲述他们从相识到相知相爱的经历,张廷芳和次旺还合唱了歌曲《毛主席的光辉》。

四十年后,张廷芳和次旺经常笑着谈起他们的亲朋好友怎样把她称作“当代文成公主”,而称次旺为松赞干布。公元七世纪,文成公主奉唐太宗之命远赴西藏,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从而达成汉藏结盟。但是今年64岁的张廷芳说:“文成公主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性历史人物,我们不能相提并论,我自己选择了所爱的人。”

就像许多汉藏结合的家庭一样,张廷芳和次旺俊美目睹了西藏的巨大发展。作为西藏第一所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们为世界屋脊上现代化教育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曲折的爱情

他们经历了漫长曲折的爱情。张廷芳和次旺都是1965年进入北师大的,而他们真正相识还是在校内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在那个家庭背景决定一切的岁月里,次旺作为西藏贵族的后代,不可避免地受到怀疑。张廷芳很同情与她同龄的次旺,因为她的父亲和伯父在政治上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她像次旺一样,曾经一直是大家眼中的好学生。

那时一有“最高指示”,张廷芳很快就能编出歌词来,次旺就写曲子、编舞。慢慢地,他们成为宣传队里配合很默契的一对。宣传队要去农村、工厂和部队演出,他们跟着农民一起收麦,休息时就表演节目。张廷芳回忆说,那时他们很被动,只是不自觉的感情流露,却从一开始就遭到家人和亲朋的反对。一位好友问她:“到西藏得吃生肉,你受得了吗?”而一位老师则告诫她,要考虑得长远一些,免得将来连孩子们都要背黑锅。

张廷芳犹豫了两年,那时她还不了解西藏,只知道那里经历了千年的黑暗封建农奴制,高原上生活艰苦,是个“可怕的陌生地方”。但幸运的是,他们的毕业分配因为“文革”而一再推迟,使他们有更多时间相互了解。“我觉得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更是个正直、上进的人。与可信的人在一起,我相信我们俩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她说。

而在次旺这一边,他并没有感到太大的阻力。次旺从1964年到北京,直到1971年才首次回拉萨探亲,他把张廷芳的照片带给父母和爷爷看。虽然他是家里的长子,但他的长辈并不反对他自由恋爱。回来后次旺告诉张廷芳,他的家人说她是个“开朗、善良的好姑娘”。婚后俩人一起去了张廷芳父母所在的呼和浩特,二位老人也很快接受了他们的藏族女婿。 

(二)迢迢进藏路

不过,生活中还有更多的艰难曲折在等待着他们。在计划分配时期,他们同时留在北京工作的希望十分渺茫,于是他们申请回西藏,那里次旺可以充分发挥他兼通藏汉两种语言的优势。

19726月,他们踏上了去西藏的征途,虽然只用了15天,这却是一次充满艰险的漫漫长旅。张廷芳不由得对文成公主充满了敬佩,当年文成公主用了两年多时间才走完了同样的路线进藏。

1972612日深夜坐火车离开北京,他们15日中午才到西宁,却找不到去西藏的车。他们住的部队招待所只向军人和军属卖车票。听说50公里外的黄塬有个向普通人卖票的地方,次旺一大早就赶去打听,直到下午6点终于回来。那边虽然欢迎他们,却要凑够一车人才出发,现在只有他们俩。而他们的报到截止日期是630日。

“我们只是两个书生,不懂得拉关系那些事,幸好那时有很多好心人,”张廷芳说。他们在卖票窗口旁边徘徊,看到一位两鬓斑白、首长模样的人,旁边一个小战士还捧着保温杯。次旺不好意思,张廷芳笑着走上去。首长问她:“小同志,去哪儿?”“去西藏。”当首长得知他们买不到票,就告诉售票员:“他们是支援西藏的大学生,把票卖给他们吧。”于是他们买到了最后的座位,次日一早发车。可是别人的行李已经把车顶堆满,他们只能带几个小包塞在座位下面,他们准备的一大木箱书、纸和笔没法带走。招待所有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唐参谋,帮他们找了个石家庄的马连长,正往日喀则拉煤,于是把木箱托他带走。但是马连长说他们得在几周后去羊八井取,不然车就转道去后藏了。

619日,他们终于坐上老解放车,出发走青藏线。一路都是“搓板路”,张廷芳很快就磕得鼻子、额头都肿了。路上开了很久才停,张廷芳走了好久才找到个土墙解手,后面却是一堆牛头、牛骨,她吓得不轻。那时她还不了解藏族人以这种特殊方式向众神表达敬意。翻越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时,张廷芳刚下车走了一步就跪倒在地,强烈的高原反应使她无暇欣赏眼前白雪皑皑的山峰。兵站食堂提供的是粥和两根腌辣椒,她却怎么也吃不下。晚上住在纳赤台,她和另一位女士合睡一张单人床,难受得根本躺不下来,就紧裹着衣服,靠着坐了一晚上。

次旺之前听说过高原反应,但从来没见过。看到妻子这样,心里很是不安,不知她能否坚持到拉萨。“但那年月人都能吃苦,希望她过段时间就能习惯,”次旺说。“是我自己选择了这条路,后悔是没有意义的,”张廷芳坚定地说。

终于抵达拉萨郊区的堆龙德钦县,张廷芳欣喜地看到,与一路冰天雪地相比,这里有树、草、小溪,一派田原风光。“这比我想象的好多了,真的有到家的感觉,”她说。在拉萨市内,张廷芳看到雄伟的布达拉宫下到处是低矮的房屋,走在土路上的人面目不清,因为他们都戴着头巾、大口罩,高原紫外线强,在外劳动必须保护皮肤。

次旺的父母远远地迎出门外,张廷芳高兴地发现,他们都能说汉语,因为当年他们在北京工作过。次旺的父亲很开朗,没什么太多的礼数,“对我像亲女儿一样”。次日,婆婆特意准备了大米粥,那时大米很难找。因为高原气压低,熬得米都开了花,还是一股夹生味。更令张廷芳感动的是,婆婆还特地买了鱼给她吃,而藏族人是不吃鱼的。 

(三)教书育人

与家庭生活相比,张廷芳在工作中遇到了更多的挑战。在旧西藏,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才把男孩送去上学。次旺说,上世纪五十年代,95%的西藏人都是文盲。张廷芳和次旺都被分配到创办于1961年的西藏师范学校,当时拉萨还有另外两所中等教育学校。那时学校里只有不到300名学生,几排铁皮屋顶的土坯房就是教室、宿舍和教研室。学校里没电,晚上学生只能点煤油灯看书,一会儿就熏黑了眉眼,而老师们虽然有蜡烛也得省着用。

次旺去藏文教研组,张廷芳去了汉文教研组。学校老师里只有几个大学生,汉文组除了张廷芳没有人学过中文,一些教师还不会拼音,更不用说语法、修辞。组长要张廷芳给大家讲讲,她心里直打鼓。大家说张廷芳虽然是从大城市、名牌大学来的,还没有架子,都很认可她。张廷芳教两个班,学生中除藏族、回族,还有纳西族、门巴族、珞巴族和夏尔巴人。一些学生的名字叫“张打拉”什么的,一听就是汉藏家庭出来的。

教了一周后,教研组组长去问学生,他回来就笑了,学生们说:这个新来的北京姑娘讲话真好听,“跟广播里一样”,可惜他们一个字也没听懂。张廷芳看着学生们两眼茫然的样子,很着急。她找次旺把汉语生词翻成藏语,请学生写在黑板上。又把形象的东西画出来,比如学《毛主席去安源》,就画雨伞、铁路和矿井。那时没有正式的课本,给学生们教的就是毛主席语录、报纸社论。可是这些抽象的东西,给学生们越讲越糊涂。那时老师们都自己准备讲义,张廷芳自己刻蜡纸,再用油滚子推,可纸又不吸墨,装订好了一抹一手黑。

张廷芳告诉组长,学生只有感兴趣、听得懂、用得上,才能想学、记得住,她想借次旺来帮着编教材,组长同意了。于是她和次旺一起编了3册汉字、拼音、藏文注释“三合一”的教材。次旺说,有点像《跟我学》和《900句》似的,选的都是生活中形象的东西,张廷芳还把小时的歌谣也用上了。比如学生们总是分不清东南西北各个方位,就用了“早晨起来,面向太阳”的歌谣。课文对话里还讲了逛街、上课、看电影、找朋友的事,藏族学生模仿能力特别强,老师读了课文,然后请学生当演员念对话,大家都很高兴。

这些看似简单的课程,张廷芳深知必须把知识融会贯通才能教好,所以备课特别认真。后来张廷芳和同事们不断改进教材,逐渐形成一整套针对西藏师范学校的汉语教材,在整个自治区通用。次旺还编了扬琴教材,因为那时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来支边,教大提琴、长笛等,没有民乐教育。他们帮着次旺搭框架,编了民乐教材,从那时起就注重保护民族文化精华。 

(四)艰难岁月

对于一位来自内地的女性,在高原生孩子母子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1972年,张廷芳怀孕时吃得没什么营养,加上缺氧,在课堂上讲着讲着就晕倒了,他们决定回内地生孩子。那时机票特别难买,次旺连续一周早起排队才终于买着票。学校里只有一部电话,次旺赶紧打电话,托人告诉张廷芳做准备,下午3点到民航局上车,次日上飞机。从拉萨到机场还要坐5个多小时的车,一般人都要在机场过一夜才出发。次旺用车推着行李,婆婆和小姑子陪着张廷芳从西郊走到布达拉宫脚下坐车。张廷芳挺着个大肚子,独自飞到成都,等了两天也没买到卧铺票,而坐硬座又怕出危险,于是她下狠心买了机票,到北京要88块,那时他们一个月的工资才66块。飞机经转西安、太原,终于到了北京。孩子出生后不久,张廷芳把儿子留给了呼和浩特的父母,自己又回了拉萨。

1974年到1975年,他们过得非常艰难,家里真是多灾多难。张廷芳怀第二个孩子时,没敢告诉家里。1975年元旦,孩子出生时早破水,无宫缩,医生决定引产。张廷芳在医院住了两周,才终于看到一直呆在保温箱里的儿子,小脸青肿、眼睛充血,后来才知道可能导致脑瘫。因此张廷芳一直没敢要求小儿子太严,直到他工作了才放下心来,他智力没问题。

小儿子满月不久,次旺的父亲因肝癌去世了。次旺的弟弟妹妹们都在别的地方插队落户,“老的老,小的小”,只有次旺撑起这个家。不久大儿子又得了败血病,医生发了病危通知,而张廷芳产后身体虚弱,只能由她的父母担惊受怕。小儿子5个月大时,张廷芳不忍心让二老受累,去把快2岁的大儿子接回来。走到院门口,看到父亲用小车推着儿子,孩子不敢叫“妈妈”。到了家里,看到别人叫她“姐”,孩子也跟着叫“姐”。几天后,孩子躲在门背后,才终于怯怯地叫了一声“妈”。

讲到这里,张廷芳出奇地冷静,只是淡淡地说:“那时好多援藏同志的孩子都是这样。”次旺则说:“每个家都可能有一段时间集中难点,只要一扛就过去了。那时的人分到哪就到哪工作,边疆最需要我们。我要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跟北京上海一样美丽。” 

(五)收获时节

如果没有近40年在西藏的工作和生活,张廷芳说她不可能全面、客观地了解这片土地。张廷芳说自己是个严肃的老师,不容易亲近。但她学会了以当地的方式来对待学生,了解、尊重当地的文化、习惯和心理。

有一次她上课时说到汉语和藏语同属汉藏语系,但是声调、语序不同,汉语的量词多而形象,藏语的量词有限。谁知有的学生一脸不高兴,说张老师“看不起我们的民族语言”。张廷芳慢慢地讲道理,渐渐地说服了学生她并没有恶意。

张廷芳说:“培养人,要发现学生的优点、特点,不能歧视表现差的学生,对好学生也得要求严格。”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都在建立学校规章制度,张廷芳支持次旺创办西藏大学,他们认为必须从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入手。在“文革”期间,学生们批斗老师,完全不尊重师长和知识。一次学校里一些学生喝酒打架,动了棍棒,打伤同学、破坏宿舍家具,张廷芳坚持给了领头的学生留校查看处分,还找这个学生谈话,讲道理。毕业联欢会上,这个学生向张廷芳敬饮料,说:“当年您处分我,我恨不得杀了你。以前从没有人敢管我,要是早有您这样的老师,我早就成了好学生了。”他挽着张廷芳的手臂说:“我们背地里叫了您4年的‘阿妈张拉’(张妈妈),今天我要当面说谢谢:‘阿妈张拉,托切玛(谢谢)。’”这个学生后来分到阿里旅游局,还时常回来看望张廷芳。

张廷芳和次旺多年来养成了一起散步,谈论工作、孩子的习惯。西藏大学美丽的校园里再也看不到当年铁皮屋的影子了,不远处就是雄伟的青藏铁路拉萨河大桥,乘坐火车从北京到拉萨不用50个小时就能到达。张廷芳一直在西藏大学工作到退休,而次旺后来担任了西藏民族学院院长和西藏社科院院长的职务。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在北京工作,最近老大来到西藏自治区团委,与全国各地的年青人一起参加为期3年的支边工作。老人们给两个孩子取的名字是次旺廷措(繁荣、富强)和次旺云丹(知识、智慧)。

“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离开了祖国大家庭,如果没有全国各地的投入,西藏不可能有今天的飞速发展,”张廷芳满怀深情地说。(中国日报记者 刘浚  编辑 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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