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简单却不易作答。当我和丈夫竭力想要组建自己的家庭时，我们问了自己那样的问题。
当然我们一点也不孤单。 在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女性中，有四分之一的妇女到45岁时仍无法怀孕。而那些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妇女中，则是每五位便有一位未生育。这些妇女之所以未生育，大部分是个人境遇原因，并非她们的选择所致。
尽管如此，对于她们，我们依旧知悉甚少。
43岁的剧院执行总监杰西卡·赫伯恩（Jessica Hepburn）和他的伴侣彼得（Peter）在过去的9年中一直想要怀上自己的宝宝。对于无法生育所带来的情绪化影响，杰西卡说：“这就像一块淤青，每次碰都会疼痛，我常常想象着我们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的，他的头发会像彼得的么？眼睛会像我的么？我一直觉得为人之母是生活的一部分。和你爱的人一起孕育一个新的生命，对我，这是一种自然而强烈的渴望。”
乔迪·戴（Jody Day）也深有同感。29岁的时候，她和丈夫开始试着受孕，她说道：“那时，就算知道自己不孕，还是千方百计想要组建一个家庭。”现在，49岁的她称时间已经让她懂得了如何应对不孕的悲伤。她继续说到“人们问我没有小孩，真的可以释怀么？我说这又不是流感病，这是一生的事。现在，我过得不错，但是，没有小孩确实让我伤透了心，是的，毫无疑问，这个事实已让我心碎”
努力受孕却收获失败，这让乔迪倍感压力，也因此忧郁重重。她说：“有一天，我躺在自家公寓地板上思考，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原因让我重新振作起来，我不断的问自己‘我的存在意义何在？’我要深究其因，继续我的受孕事业。
杰西卡的不育症无从考究。所以才要忍受11次令人饱受折磨的试管授精治疗，花费达７万英镑。她也是最近才还清这笔账。
她并没有把自己所遭受的这一切和家人、朋友全盘托出，包括威胁生命的宫外受孕和数次的流产经历。
“我对同事完全保密。一大早我就去进行卵巢采集，10点回到办公室。三个月后，我被查出宫外孕，尽管如此，我还是匆匆赶往医院，没有人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9周之后我流产了，后来进行了几次生化妊娠，但不久又流产了，当然，之后我还经历了几次失败的试管授精。我们总是觉得就差那么一点就成功了，所以我们不能放弃。”
杰西卡说她身上所发生的这一切，除了让她失望外还有惭愧感。“无法怀上自己的小孩让我无比惭愧，感觉就像你非常想要像别人一样，做别人都能做的事，但结果总是不尽人意。你无法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你一直在隐藏这个事实所带来的失落感。
像杰西卡这样的妇女，通过他人的回应，她们的失败感会在不经意间越演越烈。这种回应就是表现出同情，避免遗憾感外露。在这二者之间难以找到一个平衡点，且它很有可能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乔迪·戴的婚姻最终以失败告终，那时她已经从失意中渐渐恢复过来。她意识到与圈子里那些易孕朋友已经分道扬镳了，“与我同龄的都有了小孩。我想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我发现作为一个没有小孩的单身妇女，我已经成为了被社会遗弃的一族。
“我开始意识到，无论身处何处，我都不再被邀约。我们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这确实令人难以接受，且很多东西都无以言表。大家都忌讳谈论这个话题。我想这点确实让人难以承认”
英语中有很多具冒犯性的词汇标签，比如：不孕不育，自私自利，大龄剩女，职业女性（却没有职业男性之说）。
离婚后，乔迪也另寻伴侣，但43岁的她开始停经。她说正是这样的生理转变让她陷入无子女的处境，“我已经结束了想成为母亲的奋斗历程，也已经对此渐渐释怀。现在我绝经了，身体中的雌性激素也消失了。我已无法再怀上宝宝，我生命的这部分也只能走到这里了。
国家统计局称其中的相关因素包括：对事业的重视度持续攀升，伴侣关系的不稳定性和劳动市场的不确定性。
40岁或以上的妇女的生育率是自1991年以来的三倍。
201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母亲的平均年龄为30岁。据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苏格兰母亲的平均年龄为29.7岁，北爱尔兰为30.1岁。
这一点让乔迪有了一丝自由感，也应当为自己打造一个新的身份。她有三个硕士学位，现在正在接受培训，即将成为一名顾问。她主修的是儿童青少年心理学。
然而她还是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们依旧竭力想要了解，对于她的处境应该给出什么样的回应。人们所关注的常常是我们已经做出的选择或已经错过的选择上，为此，我们却总是如鲠在喉。
“那时还是已婚的我正在努力的怀上自己的宝宝。第一次，在一个鸡尾酒会上一个女人来到我身旁问道：‘如果你无法怀孕，是否想过领养呢？’大为震惊的我回答道‘不，我不会’。我们之间的对话瞬间变得亲密起来，在毫无警示的情况下，她看着我说：‘很明显，你并不是真的想要小孩’说后便姗姗离去。”
乔迪说在她的聊天室里，人们总是无休止的谈论这件事，那“确是如此”的回应是完全欠妥的。
建议称那些不孕不育女性应自然而然的选择领养，这顶多是欠考虑的，最坏也就是鲁莽大意。专家们常常建议道：领养小孩是非常获益的，同时也是富含挑战的，领养者应慎重考虑并全身心投入其中。这个过程既严厉又挑战人的身心情感，而且这是领养者凭借自身能力实现亲子关系的特殊途径。
59岁的保拉·科斯顿是一名小说家，她的工作简直是美国系列剧《广告狂人》的翻版，那时，她在出版界已经成绩斐然。她的生活充斥着各种华丽的派对和饱含异国情调的旅行，欠缺的是能与她共建家庭的男人。而今，她正经历着乔迪所述的孤立感，一种重生般的孤独感。
“在我这个阶段的朋友们，他们的小孩即将有了自己的宝宝或打算拥有自己的宝宝。面对这新一轮风波的到来，我唯有独自支撑”
她的生活围着工作，家人和朋友忙得团团转，但她担心曾经历经的不良情绪会再次呈现。“我感觉我会和那些即将成为祖父母的朋友日渐疏远。我无法以祖父母的身份与他们联系到一起。我想我会意识到我与家庭生活之间的距离感”
保拉作为一个单身，没有小孩的大龄妇女，在某些方面会遭受特别不公的待遇——在寻找伴侣方面，在孕育小孩方面已被排除在外，随后便愈发的害怕老去。
保拉称似乎整个社会都在忽视无子女妇女及她们所付出的代价。她说道：“作为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渐渐地被隔离，无法充分展示自我价值。教导机制何在，我们要如何把自己的技能流传下去，为什么我们关于孩子未来的设想总是不被当一回事？”
“我们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同情心理是可以造福他人。我想我是很愿意传授自己的技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