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于2015年3月23日与世长辞，享年91岁。他把新加坡从一个小港口打造成国际贸易中心。同时，他倡导环境整洁、行为端正，并以个人名义提倡在新加坡禁止口香糖。他为什么会如此厌恶口香糖呢？
在与作家汤姆·普雷特（Tom Plate）的交谈中，李光耀曾抱怨道，自1992年口香糖禁令推行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件事一直是国外记者讨论的焦点。据传，在新加坡乱吐口香糖要受鞭刑，这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注：此处为原文作者误读，新加坡政府虽然禁止口香糖，却从未把售卖或食用口香糖定为适用鞭刑的罪行，犯法者顶多只会被罚款）。
如今，这一禁令仍是新加坡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侧面。同时，凡乱丢垃圾、随意涂鸦、乱穿马路、乱吐痰或乱甩鼻涕、随地便溺或使用公厕后不冲水，也要依法接受罚款（依照法律，如果是公厕，你就必须冲水）。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由于资源匮乏，时任总理的李光耀制定了振兴计划，要将新加坡打造成为“第三世界地区里的第一世界绿洲”。
不久后，新加坡就成了一个街道干净、草坪整齐、交通便利的城市国家，甚至超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受过剑桥大学教育熏陶的李光耀还在想，怎样才能让新加坡更干净。
普雷特（Plate）在他的“亚洲巨人系列”之《李光耀对话录》（Giants of Asia: Conversations with Lee Kuan Yew）中写道：“虽担任专栏作家多年，口香糖问题也一度令我困扰。但后来我意识到，在新加坡不断追求干净整洁的道路上，公共场合随处可见的口香糖残渣已成为必须禁止的对象。
“也就是说，嚼口香糖是反乌托邦的做法，搅乱了一切努力。在李光耀和他的团队看来，这个在过去司空见惯的恶习是阻碍国家进步的敌人。要想向理想社会进发，办法很简单——禁止口香糖。”
1992年新加坡正式颁布这项禁令时，李光耀担任总理一职已长达31年，堪称“资深部长级别”的大功臣。
他在2000年接收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彼特·戴伊（Peter Day）专访时说：“新加坡曾被外界称为保姆国家（注：保姆国家指政府用一系列的提议来鼓励公民们改变他们在保健，财政和环境等方面的习惯）。但结果是，我们国民的行为举止变得更好了，新加坡也比30前更宜居了。”
当时，李光耀正在推动“商业创新潮”。戴伊“迟疑地”提出，人行道上的口香糖残渣或许代表着创新精神的到来。
听到这里，李光耀做了个鬼脸。
“把口香糖粘在捷运门上，让别人打不开。这种做法不叫创意，叫恶作剧。如果你觉得嘴里不嚼些东西就无法思考，可以试试香蕉。”他回应道。
普雷特称，李光耀认为任何问题都有公共策略来解决，即便是人行道或捷运门上的口香糖，也有解决方案。普雷特说：“他是个实事求是的乌托邦主义者。每天醒来他都会对自己说，‘我如何能让国家更好?’”
口香糖常常让捷运无法关门
不管怎样，如今，“嚼口香糖基本是合法的。”普雷特说。
一直以来，因个人需求带少量口香糖进入新加坡是合法的。
自2004年美国和新加坡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以来，公众可以凭处方到药房和牙医诊所购买具有医疗作用的口香糖，包括标准的无糖口香糖。
但如果乱吐乱扔，仍会面临罚款。
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Eugene Tan）说：“我们常拿这些禁令开玩笑……我们常把新加坡称作‘罚款城市’，许多不当行为都会受罚。”
抛开2004年的政策修改，“人行道上的口香糖残渣的确少了不少。”陈庆文说。
就个人而言，陈庆文对此并不留恋。
“没有了这些恶心的标记，人行道美多了。”他说。
伦敦牛津广场（Oxford Circus）人行道上的口香糖残渣
在伦敦留学的新加坡学生余佩仪（Pei-yi Yu，音）表示，没有口香糖残渣的确要干净很多。
“来到英国后，我常会在戏院或教室里触碰到口香糖残渣，这让我觉得非常恶心。”余说。
“多亏了李光耀先生，我们才有一个环境整洁的新加坡。”他补充道。
普雷特曾到访新加坡数十次，却并未对该国法律产生怨言。但他表示，他的妻子（伯克利大学毕业生）曾试图在新加坡践踏草坪。
他称，新加坡“环境非常整洁，罚款金额高，警力充足”，这与他的家乡——加利福利亚贝弗利山庄（Beverly Hills）非常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