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官》网站3月12日刊登了署名大卫·瓦尔佐科（David Volodzko ）的评论文章，针对中日关系发表了个人看法，全文如下：
日本之前的道歉在改善中日关系上收效甚微。上周日（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问及日本是否“会继续背着历史包袱不放”，这是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在8月15日停战纪念日发表讲话的关切，中国不清楚安倍是否会为日本战时的残暴行为进行充分道歉。但是，这对中国是否是件好事也有待商榷。
先声明一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2300万中国人被屠杀，包括南京大屠杀与肃清大屠杀、731部队进行的恐怖实验、武汉会战与常德会战时化学武器的大量使用，对上千万女性的性奴役以及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的实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日本必须悔悟。
道歉不仅是口头安慰，也应有比较实际的做法。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管理系助理教授珍妮弗·林德解释道，“以往动员百姓打仗的国家是从国家主义的角度看待历史，但是愿意承认过去的罪行意味着寻求和平外交政策的决心，也体现国家对人权的承诺。”
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敏感对中日两国的关系至关重要。《外交官》网站的定期供稿者汪铮博士说道，“历史对中国人来说像信仰一样。”确实，日本非盈利组织Genron和《中国日报》在2014年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的中国人认为历史是阻碍与中日双边关系的一大因素。在问及想到日本时“会首先想到什么”，最常见的一个回答就是南京大屠杀。
日本之前表现出了一定的历史敏感性，影响颇为巨大。同一个民意调查显示对日本抱有负面印象的人数从2005年的62.9%上升为2014年的86.8%。但在整体上升的背景下，2007年数据却显著下降至36.5%。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任第一年时避免参拜靖国神社，而他的接任者福田康夫完全停止参拜行为。
但是，日本的道歉并未取得应有的抚慰效果。事实上，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从未道歉过。2000年朱镕基总理称日本从未向中国发布过书面道歉，而在上文提到的民意调查中，54.8%受访的中国人提到日本必须“为过去的侵略行为道歉。”但是日本各任首相以不同的方式道歉过——1985年中曾根康弘向联合国公开道歉、2014年安倍道歉过、1972年的田中角荣和1982年的宫泽喜一明确向中国道过歉、2013年鸠山由纪夫在南京道歉、1995年的村山富市正式道歉过。
村山富市的声明尤其重要。他在停战50周年时发表了基于国会决议的讲话，提到这是发自内心的道歉，即“村山谈话”，自那以后每年首相都会重申这一谈话。但据民意调查显示，日本战后的所有领袖中，村山富市是最不受认可的一位。
民众对战后日本领袖的认可程度高低不等，最低为村山富市的4.5%，最高为23.9%，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小泉纯一郎为42.8%，安倍为75.2%。这暗示了日本最愿意道歉的领袖不为人知，对历史最不敏感的领袖却众所周知。（小泉纯一郎频繁参拜靖国神社，而2007年重提村山谈话的安倍在2013年停战纪念日时非但不道歉，甚至否认战争罪行）。这也可以看出安倍是最受认可的战后日本领袖，遥遥领先于其他人。他当时的行为以及中国政府的强势回应可谓是革命性的。
再提到外交部长王毅的评述。大多数中国人强烈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而不去靖国神社会惹怒日本自由民主党内的保守派人士（如清和政策研究会）。如果国际关系有所改善，那这一切都值得。但如果道歉这么容易被忽视，日本领袖就没有多少动力去压倒保守派，遭受政治上的冲击。
珍妮佛·林德指出，道歉的呼声可能会让人们觉得“中国在过分洗白历史”，同时过度奚落会导致日本民众转投国家主义者。亚洲协会副研究员土井绫子将这比作“警察不应打击家暴施暴者，因为这么做会激怒施暴者。”
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警察事务。家暴施暴者会进监狱，但日本享有言论自由，想必复兴日本的国家主义不是中国想要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反正道歉经常会被忽视，或被认为不够真诚，那缓解道歉的压力可以让日本领导人在靖国神社上有个政治砝码，也会稍微影响中国舆论。希望今年夏天安倍会重申村山讲话，但如果他不这么做，那问题就换成“中国是否愿意把合理的不满情绪放在一旁，优先处理现实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