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00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中东地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并沦落到今天的悲惨境地？
据《外交政策周刊》网站报道，公元1500年，欧洲最强大的两大军事强国是西班牙帝国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亚洲的两强则是蒙古帝国与中华帝国。如果意大利的城市如威尼斯、热那亚等联邦能够联手，她们也可以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股强大势力；但是她们没有联手，因而威尼斯与热那亚都只是当地的经济发达城市。350年过后，在公元1850年时，奥斯曼帝国已经成为欧洲经济几乎停滞的没落国家，而西班牙帝国则自甘为欧洲的三流国家、而其在拉美的殖民地也在当地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失去了。在世界东方， 蒙古帝国与中华帝国已经被世界新霸主——大不列列颠帝国所打败，而且蒙古帝国彻底消失。与此同时，此前威尼斯、热那亚等富裕的意大利城邦已经风光不再，而且坠落为法国与奥地利的一部分。
世界在这350年间到底发展了什么？居然让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颠覆性变化。难道这些世界新霸主在1850年的崛起只是机缘巧合？那又该如何解释与英国同属北纬寒湿地区的法国、奥匈帝国、普鲁士和俄罗斯自1500年以来都成为军事强国的现象？
最近40年来的科学研究表明，气候变化速度加快与地球上许多国家经济繁荣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类社会的技术革新与气候变化之间也有着内在的关联。事实上，我们都了解哥白尼日心说理论的革命性意义，历史学家研究与分析了哥白尼学说对于西方文明发展的涨落影响。2005年4月25日《纽约客》（New Yorker）刊发了伊丽莎白-柯尔伯特的《人类与气候变化（二）》文章；该文章列举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四种不同的文明，从4300年前出现的阿卡德文明（今天的伊拉克地区）到公元750年的玛雅文明（中美洲地区），这些古老文明的崩溃是由于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持续干旱所击跨——已经被科学研究所证实。人类学家布瑞安-发甘（Brian Fagan）和嘉尔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等人类学家从气候变化历史的角度对人类社会进程进行了重新解释，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气候社会学家胡伯特-兰布（Hubert Lamb）支持与认可。
不只是欧洲政治格局的转换与环境变化之间有内在联系，中东亦然。当今被称为政治与经济荒漠的中东地区，人们很难想将其历史上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联系在一起——但是，90%的历史文献都反映，中东曾经是世界上经济、文化、科学与军事最发达的地区。中东只是在八百年前逐渐失去了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并在三百年前该地区的奥斯曼帝国才被来自北方的更强大的对手所击败。事实上，如果我们将“中东地区”的概念再拓宽一些、拓宽到整个地中海盆地，我们就会发现在2000年前——欧洲南部的一些国家，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是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艺术与科学的的发源地。但是今天，他们在经济与军事方面都不过是三流的国家或地区，他们与南方的阿拉伯邻居相比并无多大的不同。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没落，并不是因为他们那些富裕、发达的邻居在二战后的策略——虽然他们没能享受到那些邻居在贸易方面的优先权，没能从邻居的发展中得到直接的经济利益。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中东两千年间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并让中东沦落到今天的悲惨境遇？难道是古老的伊斯兰教义拒绝与时俱进、阿拉伯或奥斯曼土尔其阻止其西化的结果？或者说是象穆斯林所相信的那样——伊斯兰经典被读歪了、当前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经都已经受到了污染，才导致中东地区的沦丧？如果将中东没落的原因归结为前者，那么解决当前中东地区问题的答案只能是加速中东的现代化进程，必要时允许外来的军事干涉；如果将中东没落的原因归结为后者，那么就是让中东回复到七世纪时的状态，必要时允许本土的暴力活动频频发生。
上述两种观点所存在的问题，在于两者都只是对历史事件的偏面理解，传统的历史研究并未完全告诉我们推动人类从文明之初到现代文明的真实力量。传统的历史学家习惯于通过对前人的文献进行分析等方法来研究文明的发展与衰落落。这种方法能够为我们提供关于不同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但无法解释这些事件的发生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历史学研究不能提供一个普遍适用的理论或解释：为何有些文明得到了发展，而另外一些文明却衰落了。换言之，解释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衰落原因的答案，应当同样适用于说明柏拉图时期的希腊、凯撒大帝的罗马帝国失败原因，能够用来解释中美洲玛雅文明、非洲撒哈拉地区的文明之所以衰落的原因。传统历史学解释不了的这些现象，可以用环境变化来解释——环境变化在这些地区的文明衰落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既然今天的我们都掌握了气候变化与人类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知识，那些传统学派的历史学家为何不愿意应用这些知识来研究过去的发生的历史呢？事实上，在20世纪早期，欧洲有些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应用气候变化的知识来解释人类历史上那些文明发展与衰落的原因。但是，随着二战期间纳粹滥用环境与人类发展的知识，并据此对不同种族作出优劣的评判之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都对环境决定论的学术观点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因此，在二战后，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在各自研究领域内都开始过分强调文化与理念在人类文明发展及衰落宿命中的意义或价值。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关于格陵兰地区冰核研究，以及对古代湖区土壤所进行的地理化学研究的相关成果，都证实了地球上不同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曾经发生过剧烈的气候变化——与人类历史所记载的资料相互印证。自1970年代以来，大量的研究成果提示了过去的气候变化——这些研究却不是由气候学家作出的，而是由水文地质学家与水文化学家、生物学家研究出来的。
但是，第一本关于气候变化与人类发展的专著却直到1982年才面世。1982年，英国气候学家胡伯特·兰朴（Hubert Lamb）出版了《气候、历史与现代世界》一书。胡伯特在当时根据仅有的一些可靠的资料——根据土壤成分和树轮等的相关研究，并结合了历史上的欧洲气候模式，他成为世界上最早发现地中海地区温和气候时期（公元800-1200年）和短暂冰川气候时期（公元1300-1850年）的专家之一。
布兰安·费根（Brian Fagan）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位考古学家，他紧跟在胡伯特之后，将“人类历史上的气候变化”这一前沿知识应用到他在于2002年的教学讲义——《短暂冰川时期：气候是如何创造历史的？》一书当中。2007年，以色列学者艾瑞-艾撒尔和曼坦亚-佐哈尔发表了一本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著作《气候变迁在改变环境及近东文明发展的影响》，他们在该书中采用了地中海东部不同地区的树轮与土壤研究的资料来重建该地区近4000年以来的周期性气候变迁情况，并论证了气候变迁与该地区文明——从青铜时代的阿卡德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到拜占庭-阿拉伯兴起与衰落的年代相吻合。艾撒尔甚至在该书的前言中说，早在他们获得关于气候周期性变化的证据之前，他在1990年代就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由繁荣到衰落的转变原因进行了探索、并与传统观点的人类学家开展了辩论。传统观点的人类学家将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衰落原因归结于该地区阿拉伯-伊斯兰势力的扩张与入侵---但他认为伊斯兰的羊群与驼队在7世纪时已经在该地区出现了，事实上，该地区在六世纪时气候就已经变得干旱起来，并且持续到今天，正是气候干旱化的趋势导致拜占庭帝国的农业衰落，从而为阿拉伯-伊斯兰势力在七世纪的入侵埋下了祸根。
在任何时代里，气候变化与人们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的科学研究，都是学术研究的主流。因此，在不远的将来，研究人类历史时都会应用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而不只是将政治或宗教理念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
还需要注意的是，技术革新并没有为发明该项新技术的社区带来利益；但却在传播后给其他地区的人们带来利益——因为该地区的环境更适合该项技术的应用。例如，指南针虽然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阿拉伯人在与印度人的短途航海贸易中应用了指南针。但是，只有当指南针在14世纪传播到欧洲后，其功能才得到更完美地发挥——在指南针的帮助下，处于欧洲大陆与阿拉伯人之间的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航海家打破了阿拉伯-土耳其对于远东地区贸易的垄断，并发现了美洲。这一点与今天德国的一项发明相类似。德国人发明了高效节能的海水净化装置，这对于淡水资源丰富的德国帮助不大，但对于象阿拉伯地区那样淡水资源匮乏、但靠近海洋的其他地区具有重大价值——有了高效节能的海水净化装置，这些地区的经济与社会才能够得以迅速发展。
另外一个关于技术革新影响经济发展的事例，就是450年前原产于南美地区的土豆在北欧地区的成功种植。北欧地区常年有着丰富降雨，但直到土豆种植移植成功之前，该地区的农业始终只是勉强维持当地人生计。土豆从南美引进到北欧之后，北欧的农业从勉强维持当地人生存的状态一下发展到粮食富余地区。这不只是土豆本身是一种可贸易的商品（土豆具备存贮简单、方便运输的特点），而且由于土豆含有丰富的卡路里（热量）、能够在极寒气候里生存，因而能够防止北欧地区出现大面积缺粮现象（饥荒），并能够将粮食（土豆）输送到很远的地方。
因此，当爱尔兰人类学家威廉·迈克耐尔（William McNeill）说，西北欧地区之所以在世界上最先在1700年代出现人口爆炸与工业革命，与1550年代南美地区的土豆移植到北欧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布瑞安·费根，威廉·迈克耐尔，贾德·戴蒙德还共同指出，在欧洲移植土豆之前，北欧地区经常发生饥荒现象是由于该地区九月份雨季导致小麦欠收。与小麦不同，土豆不但能在北欧湿冷地区存活，而且能够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粮食（主粮）。100年后，富裕、健康的西北欧农民为工业革命发发生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消费市场。
另外，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土豆移植技术被威廉评为北欧地区最伟大的技术革新，但对于东部的地中海穆斯林地区却毫无价值。因为该地区常年温度在30度以上，土豆等茎类植物难以适应该地区的气候。 这也解释了为何曾经强大的西班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那些曾经强大的意大利城邦不能象北区地区的那些国家一样从土豆移植技术中获利。换言之，那些越靠近南方的国家与地区，越难以享受到土豆移植技术所带来的利益与福祉。当欧洲历史学家在研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1650年之后衰落原因时往往过分关注伊斯兰势力扩张的因素——他们忽略了同期地中海北岸地区政治影响力衰落的现象，如西班牙帝国的衰落等。
事实上，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450年前将土豆从狭小的南美安第斯山脉移植到广阔而湿冷的北欧地区种植，是人类历史上能够与1万前稻谷种植从狭小的安纳托利亚地区扩散到尼罗河省市区和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相提并论的科技大事件。两起农业移植技术都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回到奥斯曼帝国衰落的论题上——奥斯曼帝国从16世纪称雄于中东与欧洲地区，最终却在19世纪沦为“欧洲病夫”，其颓势一直沿续到当前；传统历史学家倾向于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归因于其没有限制伊斯兰宗教领袖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后者抵制从西方进口那些能够帮助奥斯曼帝国从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转型的科学技术，从而失去了成为现代西方工业国家那样的发展机会。有些学者如提姆尔-库阮（Timur Kuran）甚至认为是奥斯曼帝国法律制度中的某些观念，如伊斯兰基础法律中的救济制度，阻止了财富在不同年代家庭成员中的集中，最终限制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在该帝国的兴起与发展。
从另一方面看，奥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历史学教授山姆-怀特（Sam White）发表了一份优秀的分析报告，对16世纪后奥斯曼帝国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在山姆的2011年度报告《奥斯曼帝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异常气候》中，山姆用强有力的证据论证了短暂冰川期气候对安纳托利亚地区与叙利亚地区的影响——气候异常导致该地区出现了饥荒和瘟疫，并在17世纪出现了色拉里（Celali）地区的农民起义。总而言之，气候变化导致奥斯曼帝国人口急剧下降，而同一时期南美土豆移植技术导致北欧地区国家的人口增多，从而导致国际政治格局的改变。
假设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接受了西方工业革命的技术、并在发展上受到工业技术的推动，该帝国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建设大坝与运河来降低雨水减少所带来的损害；我们同时假设安纳托利亚与地中海北部地区的农民能够继续维持他们的发展状态。 但是，建设大坝与运河的技术直到20世纪早期才在土耳其共和国出现。这些现代技术，与修建柏油马路、铁路技术一样，能够让安纳托利亚的农民出售其粮食换成钱，再用钱来进口工业设备，从而让土耳其拥有了当年奥斯曼帝国所不具备的财富。这是又一个关于美国科学技术对因气候变化而导致衰落了几个世纪的地中海东部地区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事例。
因此，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一个教训就是，仅改变我们的文化与政治理念、宗教信仰并不能够让我们富裕或帮助我们应对地球变得越来越干燥、炎热的气候变化并生存下去；只有在新技术研究方面作更多的投入，并及时应用新技术成果，才能帮助我们提高现有资源的应用效率、并发现新的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