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37到1945年，曾有不少外国人在中国生活或服役。关于他们的经历，我们进行了系列特别报道。此篇是系列报道的第三篇。
美国航空志愿队，又称“飞虎队”，在中国有着传奇地位。这些美国飞行员，曾以中国空军成员身份对日本作战。在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如今依旧受到英雄般的礼遇。
2015年3月28日，在广西桂林一座新落成的遗址公园，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将军的孙女内尔•柯罗威（Nell Calloway）（右边第二位）和桂林市副市长陈丽华向抗日战争中战死的英灵献花致敬。（照片来源：火炎/中国日报）
今年3月，广西桂林开放“飞虎队”遗址公园，以此向“飞虎队”这一由美国飞行员组成、帮助中国人民反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群体致敬。
3月28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广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彭清华和来自美国的代表出席了开园仪式。
“飞虎队”遗址公园占地17公顷，由博物馆、洞穴指挥所（在附近山上）、营房、飞机棚和简易跑道组成，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Flying Tigers Historical Organization）出资兴建。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是一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格罗夫兰市的非营利性组织。1942年，广西当地居民和美国志愿者在极其危险的条件下建成了秧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即在原秧塘机场地点上建造。
当地村民、政府和“飞虎队”历史委员会向遗址公园博物馆捐赠了几百件与飞虎队有关的遗物。“飞虎队”历史委员会名誉主席方李邦琴（Florence Lee Fang）捐献的一架C-40运输机将在桂林永久展示。C-40运输机，是当时美国空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主力机型。
刘延东出席开园仪式表明，在战胜法西斯轴心国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对“飞虎队”的历史贡献非常重视。
全世界的梦想
“和平，不仅是‘中国梦’，还是全世界人民的梦想。” “飞虎队”历史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怀特黑德（James Whitehead）少将说：“ ‘飞虎队’遗址公园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向人民及其后代讲述中美两个民族为了共同目标并肩战斗历史，这处遗址讲述的是抗战英雄的故事。”
刘延东说：“回顾历史，中美两国人民并肩抗击邪恶势力，对今天构建中美间新的大国关系至关重要。我希望中美两国能加强交流与合作，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为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
彭清华希望桂林市能继续扩建遗址公园，“使之成为广西与美国之间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双边经济、贸易、文化、旅游合作的的重要窗口”。
“飞虎队”中队，由陈纳德将军率领，1941年在缅甸仰光成立。成立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抵抗日本对亚洲的侵略；二是为了守卫“驼峰航线”这一联系中国西南地区与南亚的空中运输通道。
1942年6月，陈纳德将军率几十架P-40“战鹰”式战斗机来到桂林并在这座城市内建立了三座军用机场。
陈纳德将军将飞行员组织起来，训练他们并且激发他们的斗志。他让飞行员两两协同作战，运用速度和俯冲力完成穿越、射击、撤离等动作。陈纳德将军亲自设立初期预警网络并取得成功，半年内“飞虎队”共摧毁敌机近300架而己方仅损失12架飞机。
1942年7月4日，“飞虎队”解散，取而代之的是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的第23大队。后来又被编入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由陈纳德将军担任指挥。
在接下来两年左右的时间，第14航空队击落2600架敌机，击沉、击毁223万吨位的日方商船和45艘日军海军军舰，在中国华南地区消灭日军超过6.67万人。
1944年10月，陈纳德将军和他的飞行员战友一起撤离桂林。他在回忆录《我在中国那些年》（Way of a Fighter）中写道：“我衷心希望，只要需要，‘飞虎队’仍将在空中战斗。‘飞虎队’将一直被位于大洋两岸的中美两国铭记，这象征两国人民曾齐心协力，在战争中朝着和平这一共同目标努力。”
在开园仪式上，陈纳德将军的孙女内尔•柯罗威（Nell Calloway）发言。她说：“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纪念‘飞虎队’。我祖父在1949年说的话（编者注：1949年陈纳德将军回忆录出版）如今到了2015年依旧有意义。我们今天也要为了共同的目标——繁荣、稳定、尊重和理解而共同奋斗。”柯罗威目前是美国路易斯安纳州门罗郡陈纳德飞行与军事博物馆的主任
1983年以来，几百位“飞虎队”队员及其亲属参观了秧塘机场旧址，与当地村民交谈。村民们的祖辈，有几百人在建设机场、在采石场工作、或是在日军空袭时牺牲了。
二战中，“飞虎队”队员在湖南芷江机场合影。（照片来源：新华社）
来自远方的感谢
龙凤高，一位80多岁的退休警察，也出现在开园仪式现场。（据他回忆）9岁时，他在稻田里发现了一位受伤的“飞虎队”飞行员，是他引导当地村民将飞行员转移到秧塘机场的指挥洞。每当“飞虎队”队员及其亲属来访桂林，龙凤高就会像老朋友一样地欢迎他们，有时甚至泪流满面。
“我所有的家人都被日军炸死了，是‘飞虎队’帮我报了仇。我把他们视为我的家人，”龙凤高说，“我参与救治了那名美军飞行员，尽管不知道他的名字，可我感到非常荣幸。”
20世纪50年代初期，龙凤高志愿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不过还没到达前线，有关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当被问及在桂林他满怀感激之情欢迎的美军和在朝鲜战场上的美军有何区别时，他严肃地说：“罗斯福总统领导下的美军好，而杜鲁门总统领导下的美军是坏蛋。”
蒋军，另一位居住在深山里的当地村民却没能出席开园仪式。1996年，他和他的妹夫潘奇斌在深山里发现了一架二战时期B-24轰炸机，而当地山区是“飞虎队”在中国的根据地。在1944年8月31日夜，这架载10名机组人员的B-24轰炸机在轰炸驻台湾高雄港的日本舰队后返程，撞上海拔2000米高的猫儿山失事。
在报道轰炸机残骸事件时，一名美国记者失足坠落悬崖被蒋军和潘奇斌所救。后来，两人收到当时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感谢信。潘奇斌去了美国，而蒋军也申请了美国签证，但没有通过。签证官告诉他：“你所做的，都成历史了。”蒋军此后就待在家里，照顾他年迈多病的母亲。
然而，2005年他被邀请参加当地政府组织的招待会，欢迎“飞虎队”队员的后人。“我不认识那个紧紧地抱着我的美国飞行员，不过我们都流泪了。他一遍又一遍地说‘谢谢’”。蒋军回忆说，“我微笑着回应。我觉得那位飞行员的拥抱比美国总统的感谢信要好得多。”
在“飞虎队”历史委员会和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建设博物馆的工程从2007年就开始了。但接受海外捐款的工作一波三折，工程也断断续续，直到2015年才完工。
二战中，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及其作出的巨大牺牲，西方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了解。来自加利福尼亚奥本市的退役美军飞行员汤姆·帕尔默（Tom Palmer）在参观遗址公园时说：“要是没有中国战场，日本将会向太平洋地区派遣更多的军队与美军战斗。建设遗址公园向中美两国年轻一代讲述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相互帮助的历史，这很有意义。”
夏威夷出生的美籍华裔赫尔曼•梁（Herman Leong），汉语名字梁日明，8岁时（1941年）亲眼目睹日军突袭珍珠港。1956到1968年，他在美国空军服役，工作为领航员。
“尽管我是美国出生的第三代华裔，可我十分关心中国的发展，”梁日明在开园仪式上唱起中美两国国歌，动情地说：“‘飞虎队’是我儿时的英雄。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告诉我们，中美两国对和平有着相同信仰。今天，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那么多，两国没有理由不成为合作伙伴共同守卫世界和平。”
参观新落成的博物馆时，93岁高龄的退役飞行员杰·温雅德（Jay Vinyard）在被问及他在战争中学到的经验教训时，老人思考了一会，然后说：“在战争中，运气是最好的资本。”杰·温雅德是“飞虎队”老队员，20世纪40年代定期飞越“驼峰航线”，为战时的中国投送物资。
1944年，陈纳德将军（左），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指挥官在云南昆明机场为飞行员传授飞行技巧。（照片来源：新华社）
记者日志：历史联系，有助于构筑现代友谊
在桂林“飞虎队”遗址公园落成之际，我采访了几十位“飞虎队”队员的后人、朋友和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成员。他们中很多人都是退役的美国空军飞行员。
他们，对“飞虎队”队员留下的遗物，对曾经帮助援救美国飞行员和建设遗址公园的桂林人民充满感情。这种感情和桂林人民的热情好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认识到人际交往和友谊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基石。
由于地理距离、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的影响，中美两国国民通过媒体的镜头彼此打量，而非通过面对面的交流。
二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双方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美关系，双方国民对彼此的看法也受到媒体的影响。
两国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1950至1953年在朝鲜战争中交过手，六十年代视对方为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七八十年代又再度成为朋友。
20世纪90年代早期冷战结束后，经贸联系超越政治关系，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
开幕式后，美国来宾和桂林当地居民之间一对一的交谈是通过英语、汉语和身体语言来完成的，完全不需翻译。
参加开幕式的年龄60至80岁不等。在我看来，他们在个人交流中获得了极大乐趣，在差异中找到了共同话题。很多人彼此拥抱，有的甚至泪流满面。
作为中国英语新闻报纸的记者，我经常写一些中美两国政府和军方之间缺乏互信的文章。
中美两国应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接触。中美两国人民可以建立互信，这比预想的要容易的多。通过民间互信为其它领域的互信奠定基础，最终实现相互理解。
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更应该是合作伙伴而非假想敌。这不仅是为了双方各自利益，更是为了全世界的福祉。
今天，（中美关系之间的）障碍远比不上70年前我们共同抗击的日本法西斯。当时，中美两国像兄弟一般为和平与繁荣而战；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而联合起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