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5月4日电（记者 施婧 伍妍 马丹宁 聂立高 殷涛）五四前夕，中国日报网采访了几位在梦想路上奔跑的年轻人。他们理性务实，对于自己，对于事业，对于社会责任，都有深层次的认知。少年强，中国强，拒绝标签化认知的新一代年轻人，是这个时代值得尊敬的新势力。
刘永杰：我想成为90后的王健林
利用“众筹”实现开店梦想之后，刘永杰有了更加宏伟的目标，将互联网和传统产业结合起来。
雄心壮志是刘永杰成功的关键。“我想成为90后的王健林，”刘永杰在电话采访中说道，“你必须要有梦想，然后努力争取实现。虽然现在我们很不起眼，但相信将来我们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物。”
正是出于这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刘永杰将他的连锁咖啡馆命名为“比逗BEPOTATO”。目前，这位22岁的年轻人已在广州开设三家分店，计划2015年年末进军北京。
每家分店距离学校很近，物美价廉，主要消费者为学生。刘永杰团队通过微信招募股东。2014年，仅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刘永杰就得到166人支持，募得所需100万元启动资金的一半。此后，刘永杰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咖啡馆最初所定的盈利目标，月收入超过30万元。
这种快速增长的秘诀就是资金的“众筹”。“现在许多学生都愿意冒险，好交际，渴望证明他们能够有所作为，”刘永杰说。”对他们来说，拿出几千元钱来并不困难，从家人所给的过节费里省出一些来，就可以让他们成为股东。”
学生股东本身就是咖啡馆的目标消费者，学生的良好口碑成了咖啡馆最有效的宣传。更为关键的一点还在于，股东们将咖啡馆定位为年轻人聚会的公共场所，现在咖啡馆成为了聚会的绝佳选择。
刘永杰希望将这一成功模式复制到其他“众筹”企业中，改造传统产业，通过网络平台和信息技术将互联网和传统产业结合起来。广州益鲜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艾明表示，希望与刘永杰开展B2C合作。张艾明在广州经营一家B2B水果公司，并提供餐饮服务，年营业额超过3000万元。
“‘互联网+’不只是开一个在线商城那么简单，”刘永杰说道。“其核心是通过线上线下的互动，加强传统企业客户与员工之间的联系。而‘众筹’模式有助于加强这一联系。”
“老一辈人创业可能主要是为了赚钱，而白手起家的90后一代，则是想从根本上帮助行业改善现状。”刘永杰说。（记者：施婧）
张天一：利润其实是副产品
张天一是北京大学毕业的90后硕士生，他没有像其他多数同学一样去当白领，而是在北京中央商务区一家高大上的写字楼安顿了下来，成了一家米粉店的老板。
去年四月，在张天一毕业前两个月，他开了第一家伏牛堂，专卖老家湖南的地方特色小吃——米粉。如今，第四家分店已经在北京开业了。
张天一很有创意地运用互联网招揽生意，从大量活跃的网粉身上赚钱。“我的想法是搭建一个可以把人们连接在一起的平台，”张天一说话时，上身向前倾，神情严肃地注视着记者的眼睛。
作为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一员，他利用网络资源实现了他的目标，在开始创业前，张天一和父母就通过中国最大众化的社交媒体，如即时聊天平台QQ、新浪微博与微信，利用个人账号推销产品与他们的品牌。饭店运营了三个月，三个社交平台便有了将近一万人的粉丝群体。
慕名前来伏牛堂的越来越多，有他的铁粉，还有满怀好奇的人，这个仅仅30平方米的小饭店不足以容纳如此多的人，这家店位于一座写字楼地下一楼长廊的犄角旮旯里。“几乎一半的顾客是网络用户，”张天一说。
“我创业的起点就是卖米粉，最终目标是打造自己的品牌。顾客买了第一碗米粉后，就与我们建立了联系，”张天一说话时，食指敲着桌子的一角，以强调他说话的重点。
在经营伏牛堂的过程中，张天一还创立了“霸蛮社”，会员是饭店职员与顾客，这些人主要是在北京工作的85后湖南人。“霸蛮”是湖南方言，意思是“认死理”与“吃得苦”。
他们年龄相仿，又都来自湖南，经过交流沟通，这个社群变得越来越强大活跃了，即使如今会员增加到10万人（这个数字是一年前的10倍），它也是几乎每个周末都举行活动。“将顾客与品牌连接起来，就是互联网时代的优势，”张天一说，这时他已改变了坐姿，双腿跨在椅子上，两只手臂交叉，摆出一副掌控一切的姿态，就像他掌控伏牛堂那样，“伏牛堂的王牌就是这个10万人的社群。”
张天一表示，伏牛堂的一半职工来自“霸蛮社”，管理伏牛堂微信公众平台的志愿者以及伏牛堂品牌设计的志愿者也都来自霸蛮社。
今年三月，他通过社交媒体募集资金去参加业务培训课程，在38小时内就收到了846笔款项，共计51.6万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他的“铁粉”。
张天一给伏牛堂加了一个独特的标签——受共同价值观与理想驱动的民间组织。“任何一个认可我价值的人，都能在我引领的制度下实现人生价值，并积极去推广它。只不过，按照我的理念，卖米粉有钱可赚，但利润其实是一种副产品。”（记者：伍妍）
勾英达：打造中国线上农业高端品牌
20岁的勾英达已花了7年时间在互联网创业上，并致力于利用互联网改变中国的农业。
勾英达高高瘦瘦，身着牛仔夹克衫，脚上穿着运动鞋，他一路小跑来接受采访。轻快跳跃的步伐让他看起来和其他20岁小伙子一样。
然而，这个年轻人已是位行业资深人士，他花了七年时间在互联网创业上，现在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CEO，该公司旨在把农民与城市消费者联系起来以保障提供绿色有机产品。即使昨晚由于工作原因他只睡了四个小时，但他很爱笑，完全显示不出一丝倦意。
他经营的野农优品科技有限公司把农田使用权租赁给客户，租赁价格根据每个地块大小和质量不等，一般在299元至1699元之间，并且还雇佣农民在上面种植庄稼。到了秋天收获季节，在标准流程之后，公司把地里收获的农产品发送给他们的客户。
勾英达说：“我们公司的目标是优化农业投入，在农民种植庄稼前就能了解市场前景，从而提高效率减少农业污染。”
公司在农田安装了摄像头，并通过现场直播实现数据实时更新，这样消费者可在手机上对他们农作物进行考查。这样做是因为勾英达认为，成功塑造品牌的关键在于获得消费者的信任，为实现这个目标，应让他们观看整个农业生产过程。
他说：“我们承诺提供的是无农药残留的有机食品，我们的目标是做中国农业的高端品牌。”
他说：“投资者之所以选择我，因为我执着于我所做的，他们相信我的商业模式。”
勾英达生于1995年，出生在内蒙古赤峰市。他与互联网一同“成长”，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他就深悉互联网的商业价值。他说：“在小学的时候，我就迷上了编程。”他创建了一个游戏论坛，在运营期间，这个论坛帮他赚了20万元。这一切使他信心大振，从此立志要成为一位网络企业家。
2013年高考完的第二天，勾英达就带着梦想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中关村，在车库咖啡、3w咖啡与各种各样有意思、有思想的人交流，渐渐认识了一些著名的投资者，如天使投资人徐小平和来自IDG资本的童晨。
2014年末，辽宁农业企业家于连富相信线上农业和勾英达的潜力，他向勾英达投资了400多万元创建公司。当时正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勾英达暂停学业而专注于他的事业。
现在公司已获得中国东北辽宁省新宾县30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用权。新宾县被评为名贵中草药（如人参）国家级主要生产基地，因为新宾县处于河流流域附近，其土壤肥沃且污染较少。
然而，就如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新宾县的耕作方式仍旧原始落后。农民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并且缺乏品牌。他们根据去年的农产品市场情况来决定今年种植什么作物。结果就是供过于求就会引起低价，农产品烂在地里，也会造成浪费。
勾英达自信的说：“农业将会形成规模耕作，现在利用大数据也可以预测市场动向。我目睹了传统农业的落后，也预测到了把信息技术引进农业的巨大商业潜力。
勾英达已收到了IDG资本（IDG Capital Partners）的500万元投资，他现在正忙于下一轮的引资。
当他被问及为什么不继续发展受大众热捧且赚钱的应用程序开发时，他说，他更注重社会价值，通过他建立的农商平台，农民可提高收入，城市人也可以吃的更健康。 “我只是做我喜欢做的事，所以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十分有意义。”（记者：马丹宁）
朱敏：孩子或许因为我而不同
201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心理学系。朱敏曾经在云南大理做为支教老师工作了2年时间。现就职于“美丽中国”项目。
从小到大，朱敏都不是个叛逆的孩子，而支教这件事在家人看来是“疯狂”的。“家里人一开始不太理解，我爸妈都希望我可以尽快过上稳定的生活，不想让我受苦、冒险，可是我觉得我还年轻，我需要出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朱敏说。“孩子是最天真的，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拥有美好的未来和优质的教育，我希望自己也可以为这项巨大的工程添上小小的一块砖一片瓦，至少我可以影响我教过的孩子，至少有一些人会因为我而活得有所不同。”
经过朱敏对家人的极力劝说，最终父母还是支持她的决定，尽管父亲仍不能完全理解，但是能够得到他的支持，朱敏已经很感激了。
朱敏所在的明德小学每个年级2个班，每个班大概40多人，其中有70左右的住校生。大部分孩子都是从7岁开始上一年级。宾川这边很多人家都种葡萄，农忙时节种地，其他时间可能出去打工，家庭经济条件还算不错，但是家长的教育背景大都很弱，很少有家长可以在家辅导孩子的学习。
朱敏所带班级的孩子比较调皮，独立性比较强，由此造成的问题就是课堂纪律很难维持。“班主任会打他们，他们怕班主任，不敢在她的课上捣乱，他们发现我对他们非常和善，而且不会打他们，便会在我的课上随心所欲，讲话开小差看课外书随意插话等等。”朱敏说为此她烦恼了很久，也尝试了很多方法。
“总的来说我坚定一个信念，体罚只会教给孩子们以暴制暴，是老师无用的体现，我要让孩子们自觉遵守纪律。一是让孩子们知道为什么要遵守纪律，二是把课堂设计的更好更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朱敏把她开学初设定的课堂规则再拿出来，让孩子们自己说每一条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有这一条，不好的话怎么改，让孩子们他们理解的自己制定的规则，更好地遵守纪律。
据朱敏回忆，去年她所教班级的学生非常调皮，其中有一个叫廖远森的小男孩，让她印象很深。“他是我们班最调皮的男生之一，一开始上课根本不听，各种捣乱，有时候就自己看图画书或者画画，脾气也很暴躁。但是他很聪明，即使上课不认真听讲，作业不认真做，考试也能考八九十分。”虽然是全校闻名的“问题学生”，但朱敏认为他只是缺乏正确的引导。“老师都不喜欢他，常常打骂他，爷爷奶奶和妈妈都溺爱他，出问题了爸爸就打，这样的环境下，造成这样的个性完全可以理解。”朱敏希望可以通过自己正确的引导把他引上正途。于是朱敏常常跟他聊天，从表扬他的画开始，肯定他的每一点进步，渐渐的，小男孩上课越来越积极参与，主动举手回答问题，并且按时完成作业。“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着单纯的满足和喜悦，我真的很开心。”朱敏兴奋的说。
两年多的支教生活让朱敏转变了许多。“在这样的环境中，会遇到很所以前遇不到的事情和情境，会让我不断加深对自己的认识。”朱敏说之前一直觉得自己是特别平和淡定的人，但是当了支教教师，才知道总有学生有办法惹自己生气。“以前我特别不喜欢抱怨，在这里天天都会听到外国项目老师的各种抱怨，我发现有些事还是需要有所坚持的，不能永远做个软柿子；以前觉得自己很独立，在这里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一个人，体会到自己对家人朋友的那份依恋；等等。所以说我觉得自己从个性、能力到经验上都收获很多。”朱敏解释道。（记者：聂立高）
“梁超：让我们保护我们的孩子远离性侵害”
“保护儿童免受性侵害，确保中国每个儿童都能健康成长，这种想法给予了我积极地力量。”女编辑梁超如是说。她一直致力于保护儿童免受性侵害的公益事业。
梁超，28岁，是女童保护计划项目的一名志愿者。该项目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领导之下，旨在保护儿童免受性侵害。
梁超说她是受另一位记者朋友同时也是该计划的发起人孙雪梅的邀请，去参加这个志愿者活动。当时她刚结束与孙雪梅关于遭继父性侵犯的女童新闻的交谈。
“那时，孙雪梅常常在她微信朋友圈里发一些关于学龄女童遭到性侵犯的消息，这让我意识到这确实是一个日益迫切的话题。这些女孩们需被教导如何保护自身不受性暴力，所以我接受了她的邀请。”梁超表明她参加的原因。
梁超指出，中国媒体于2014年对儿童性侵犯案件的报道为503例，是2013年的4倍。并且，受害人也倾向于年纪更小，大多是7岁到14岁间的小学生。
“我认为孩子们遭受性暴力的不安因素与中国缺乏性教育密切相关。”梁超补充说。
女童保护计划主要关注于提供性教育课堂以及性侵犯防护措施，并且呼吁社会关注女童的保护。该计划由多于100位女记者发起，但现在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有教师，公务员，心理咨询师和商务人士。
“我们邀请很多知名的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指导我们制作教材，”梁超说，“对于我们而言编著教材很困难，因为我们想让孩子们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免受性暴力的同时又不对他们心理留下性的阴影。”
当谈到该项目遇到的困难时，梁超说目前太缺乏合格的讲师了。所有的老师在授课前都必须接受专业的训练。
“性教育不仅仅是老师读读课本或者让学生看看PPT这么简单。很多学校里有经验的教师原以为只要有教材就能上好课，但真的上起课来，才发现并非如此，” 梁超说。
“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授课完美无缺。如果不能，我们宁愿不讲，”梁超强调道。
尽管已有很多女孩从该项目中获益，但仍有很多地方的孩子很少接受性教育，特别是农村的孩子。
我们目前的志愿者大都是已经工作了好几年的，所以他们做志愿的时间很少。现在我们鼓励更多的大学生加入进来。“现在女童保护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经常向我的朋友、同事甚至刚刚认识的人介绍这个项目，” 梁超说。（记者：聂立高、殷涛）
（编辑：刘梦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