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最后的一个讨论议题，即负责任的亚洲媒体与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希望在各位嘉宾发言之后大家踊跃提问，从中受益。 现在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记者已经成为应对气候危机中的重要一环，有时我们被比喻成猎人，必须把政策背后的东西挖掘出来，亚洲的媒体应该起到桥梁作用。 第一位嘉宾是来自于马来西亚传媒集团总编辑Wong Chun Wai，他是马来西亚《星报》传媒集团的总编辑，拥有读者100万。获得马来西亚新闻研究所颁布的最佳英文记者奖，并且积极参加了国家记者俱乐部，参加过很多职业培训。 作为媒体，尤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媒体要关注发展的问题，要跟政府交流好，把政府的政策传达出去，同时也要提出一些批评的声音。现在发展中国家很多情况下做得比发达国家还要好，但国外关于环保方面文字的发表对我们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因为他们有很多年的经验，公众的意识也更好。西方的整体环保意识和气候变化意识方面的确比发展中国家做得好，在这方面，不光是媒体，许多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向西方国家学习。媒体可以做得更多，因为我们可以把西方现成的经验直接纳入进来。
你刚才谈到媒体应该从自己做起，我也这么认为。下面的发言机会给互联网媒体，请王炜发言。王炜是凤凰新媒体的副总裁以及总编辑，2009年1月加盟凤凰新媒体，任副总裁和总编辑，之前长期从事互联网和媒体工作。
各位媒体同仁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有机会跟大家一起讨论气候变化的话题，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我将用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凤凰新媒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几个内容案例。 众所周知，我们生活的地球正在承受着气候变化的侵蚀，已经严重地危及到世界的安全。应对气候危机变化需要媒体的支持和呼吁，网络媒体在公众宣传方面会对气候变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网络媒体的作用，可以呼吁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心和支持。作为新媒体凤凰网从内容制作传输到终端呈现都是电子化的，减少了碳排放。 凤凰新媒体长期以来坚持进步力量的价值观，做了大量的报道。通过这些报道，可以表达出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和坚持。比如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我们和气候变化组织联合拍摄了一个宣传片，在哥本哈根的时候进行了播放。很多知名的青年商业领袖在宣传片中表达了对中国低碳经济的信心和力量。2009年12月16日的凌晨，哥本哈根领袖峰会中，片中英国首相布莱尔和中国的商业领袖马云、王石等人跟大家分享了中国企业家在低碳领域发展的成就和未来的信心。而凤凰新媒体的CEO刘爽做了青年领袖的代表，以他青年时代去北极的经历，表述了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我们也想通过这种方式呼吁更多的人对气候变化进行关心。 这次蔓延西南五省的大旱，从某种程度上也昭示了气候变化对我们生存环境的威胁。此前，在这种报道上中国的网络媒体一直落后于同行。此次凤凰新媒体特别派出了一个小组，叫“穿越特旱区”，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募捐了250万吨水，送到旱区，我们是第一个发起捐助的媒体。 凤凰网作为一家新媒体企业，坚持了中华文化，传达了全球视野，是为全球华人服务的一个领先媒体。我们会一如既往对气候变化问题做出自己的努力，谢谢！
戴玉庆广州贸易集团负责人，曾经在中国日报工作过。毕业于复旦大学，是一名律师，主要的著作有《经济新闻求索》、《论社会转型期的国际新闻新秩序》等。
感谢主办方给我这次机会来介绍有关中国媒体是怎么样看待世界性的气候变暖的问题，以及我们是怎么进行报道的。 作为广州日报来说，它是中国的一张地方性的报纸，但是发行量在中国的日报里是排在第三位的，仅次于人民日报的发行量。作为有180万份发行量的地方性报纸，怎么样应对全球变暖这样一个重大的热点话题。我们首先在内部进行了探讨，认为地方报纸要展开全球的视野，在世界气候变暖问题上敢于走出自己所在的地区，到世界地方的国家和地区进行采访。这是我们首先做的观念上的转变。 去年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因为12月份的哥本哈根会议是全球记者最关心的一个热点话题。我本人去年7月份由于参加一个有一位美国退役军人参加的会议，他讲到哥本哈根会议上要谈的重要的议题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由于我们拿到的信息比较早，8月份就做了策划。我们发现世界上有一些岛国已经被海水淹了，我们和外国使领馆进行了接触，最后圈定南太平洋一个岛国，图瓦卢的两边都已经被海水浸淹，只留下一条跑道，是外界进入图瓦卢的交通枢纽。广州日报派出了一名记者，他自己先从广州出发，然后到新西兰，在新西兰的一个港口城市先是等船，后来想了别的办法，终于挤上一周才有一次的班机，最后到达了图瓦卢，成为第一名进入图瓦卢的中国大陆的记者。图瓦卢跟中国还是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本来总统要接见我们的记者，后来他问秘书说这位记者是从台湾来的吗？秘书说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说那我不好接见，请环境部长接见吧。不管怎么说，我们找到了第一手资料，充分报道了图瓦卢因为海平面上升遭受的灾难。这篇报道一出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连线广州日报的记者，通过我们的记者报道图瓦卢的情况。 新闻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有新闻价值，要有很强烈的新闻价值的观念，这样才能够把重大的世界性的话题变成被广大读者接受的能够被感染的新闻报道。过程中，我们还采访了马尔代夫，采访了印度的恒河地区，采访了欧洲的布鲁塞尔，欧盟的总部，了解欧盟总部的环境部长对于世界气候变暖的评价。同时我们也拉近和中国的距离，采访了上海市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几个大的城市，直接对比性地报道中国的沿海城市也遭受到了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这些报道都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在报纸覆盖的地区引起了充分的反响。 在哥本哈根峰会期间，我们派了三名记者，坚持了发展中国家的报道立场。关于这一点我特别要强调一下，新闻工作者对于世界气候变暖的立场和观点问题。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南北问题和东西问题，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直是全世界严肃报道的选题。到了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和之后，我们也认识到南北问题和东西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而是以世界气候变暖新的形式又旧话重提。因此，坚持有差别的共同立场应该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报道观点。 具体处理报道观点的时候，我们也有意识地采访了印度的总理，采访了马尔代夫的总统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环境的专家和部长。这样就形成了对发展中国家观点的聚焦。在这方面我们只是开了一个头，因为作为中国的地方报纸，才刚刚涉及这方面的报道。后面的报道我们还可以跟进，要做的事情还非常多。我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请最后一位发言人于威，她是搜狐的副总裁，2001年到2005年任搜狐的副主编，2007年到现在任搜狐的副总裁。
我想说的第一个观点是如果没有互联网，扭转气候变化带来的恶果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恰恰因为有了互联网，这个事情还有一点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我们想做这样一件大事，把事情的主动权完全放在各个国家最高领导人手里，很多喜欢空谈但从来没有拿出具体解决办法的政府的手里，这件事情永远是桌子上的一张白纸。恰恰因为有了互联网，可以说这是在没有全球政府背景下让每一位公众、每一个公民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加入参与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做一件对自己和对自己的子孙后代都有好处的事情。 互联网的力量就在于它强大的连接的力量，它赋予了每一个人工具。中国有一举古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意思是我给你一条鱼的话，还不如教给你打鱼的本事。在搜狐网的每一个论坛，每一个互动的环节背后，都可以把你的观点在大平台上显示评论。这件事情就不再是一小撮人的事情，或者少数人的事情，而是变成了每一个人必须关注和重视的事情。 在中国做媒体最大的问题是两套语言体系的问题。我的同行们都会有所了解。我们可以在公共场合大家都很熟悉的但是空洞的方式表达一些空洞的口号和概念，只要走出了这个会场，走出了我所服务的机构，在饭桌上，在私下的场合里我就完全可以用更生动的语言探讨我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感谢互联网就是在这儿，我们终于可以用同一种语言来说同样的事情，我不希望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永远是一些空泛的词汇。当我们在搜狐网尝试做一些更多的跟环境保护相关内容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只是说环境保护很重要，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做，这时候应者寥寥，很少有人对这样的话感兴趣。他们觉得你用这样的表达方式，这件事情操纵者和施行者就应该是政府，而不是我们。作为网络媒体我们采用的是另外一种说话方式，也就是草根式的平民式的说话方式，我们要让环境气候变化等等这样的事情变成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我们要把它从天上拉到地上来，让它变得跟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都有关系。像搜狐这样的网络平台，不夸张的说我们有将近2亿中国人的用户，如果这2亿人能够在我们的影响下减少一些排放，倡导一些绿色的生活方式，那我觉得它对世界的帮助将是巨大的。我们希望实实在在地利用新的传播方式来实实在在的做一些跟绿色相关的事情。谢谢大家！
谢谢四位的发言。四位发言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讨论，我有一个问题问几位发言人。我们提到新闻报道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倡议，主流媒体的新闻工作者会报道一些主流的话语，但必须记住要有一种媒体让大众有所关注。是不是要把所有关于气候变化的新闻都放在头版头条呢？
在过去几年当中，不仅在报纸上，同时在网络和多媒体栏目上都有更多的空间来讨论对环境的关注。不是因为我们是记者才去关注，而是因为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关注。现在很多报道越来越专业化，很多内容需要专业的记者进行跟进，必须有专职的环境记者密切地跟进哥本哈根大会或者相关的非政府组织的信息。有时我们做环境报道时说得太技术化，尤其是很多环境部的官员大多时候把环境说得很技术化，我觉得更应该从记者的角度来关注这些问题。你派人到南太平洋报道，可能会碰到海啸。其实有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人寄信给我们说因为我们的报道，可能会使得一些企业吃上官司，所以我们也会收到很多律师函。到底谁应该保护环境，我们应当把这当成是基本的责任，而不是因为是媒体人才去关注。
第一个问题请问来自广州日报的嘉宾。前段时间番禹的垃圾焚烧建厂事件成为社会的热点，在这个事件当中，因为建设垃圾焚烧厂和城市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冲突，作为广州日报这样一个媒体，怎么样权衡社会责任和民声之间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问来自凤凰网的嘉宾。您的讲话中提到了“穿越特旱区”的活动，我听说这个活动在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没有想到的困难，而这个困难是来自兄弟媒体的压力。我想请问在媒体环境保护过程中，对于比较公益性的事业，媒体之间的合作和竞争是否有新的发展的可能性，相比传统的报道上。谢谢！
番禺垃圾厂的事情去年年底在广州地区的媒体上是一个引起很多人议论的话题。作为报纸工作人员来看，市民的反应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点过度。在这期间我正好和德国的总领事有工作上的接触，他提到说，这两天广州地区的报纸都在报番禺垃圾焚烧厂，市民都在反对，我感到很不能理解。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德国，垃圾焚烧厂加在市区，即使是市中心地区老百姓都不会质疑，相反对建在郊区和很远的偏僻地区核电厂会非常敏感，因为他们认为核动力、核发电是对环境极大的威胁。垃圾焚烧技术在西方和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很成熟了。就这个问题来说，我们当时还是出于比较理性的角度来处理环境报道。我们派出了三路记者，一路到新加坡，一路到韩国，一路去了澳门地区。就这三个地区和城市的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可以建市中心，怎么样处理和市民的关系，怎么样处理技术性的问题，做了深入地采访。把报道作为一组题目在今年的1月份刊登出来，这个报道我认为是有建设性意义的，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一是不必对这件事情那么紧张和过度的反应，二是有办法处理，因为有很多很好的国际性的经验。我们的报道出来以后，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政府都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他们也请了工程师和垃圾焚烧的技术人员跟进处理，最近市民的议论越来越少。我觉得是可以处理好的，并且也可以在处理过程中发挥媒体的社会责任作用。谢谢！
凤凰网在“穿越特旱区”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中间种种的艰辛不必多说，包括前方的记者，他们深入到非常缺水的农村去，几天都洗不上一次澡，我们也没想到情况那么恶劣，有的地方缺水那么严重，自己带的水也分发给了群众。 作为一个媒体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于兄弟媒体，不是来自于业界合作伙伴，更多的是来自于自己，我们如何更好地表达自己的立场，用更普通的为大众所能接受的语汇方式，让大众理解气候问题、环境问题。简单比如说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凤凰网曾经在国内的一些媒体做过广告，专门重申了我们网站对气候问题的立场，当时用了六个字，叫“不妥协、不放弃”。不放弃是说我们不会放弃用自己的媒体影响立去改变环境，改变目前恶劣的气候情况。不妥协是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差别的义务，而不是完全跟西方国家一样。以美国为例，人均碳排放量是15吨，我们是4.5吨，如果同等地进行碳排放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用了很直白的语言进行了描述，这可能是媒体面临的挑战。我相信所有的媒体在气候政治、气候变化问题上都有共同的立场，就是不妥协、不放弃。
我补充一下媒体如何能够更好地报道关于环境的问题。两年前我们有一个安全委员会对所有上市公司如何能够通过调查来保障符合财报和法律的要求。过去两年安全委员会就开始针对一些企业进行公布，公布环境工作做得特别好的企业，根据市值进行分类。官方和学术界都对年度报告里提及的企业进行实地调查，来保证这些企业是符合要求的。我们的目的是政府和监管当局都能鼓励企业加入严格的检查。通过这样的行为我们订立了一个标杆，让这些上市公司和企业有更好地动机来符合环境监管标准。很多时候企业为了取悦监管当局，花了很多钱来做环境工作。
我来自巴斯夫公司。媒体对于气候变化有非常多的讨论，在座的嘉宾觉得企业的回应做得怎么样？这些企业的透明度和所发表的意见到底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
从我们处理过的具体报道来看，中国的一些企业很为难，在关于环境问题的应对上。刚才有人提出广州垃圾焚烧厂建设问题上，本来政府把垃圾焚烧厂的建设任务委托给了一家企业，这家企业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当市民开始反对在城市里建设垃圾焚烧厂的时候，就等于破坏了这家企业的生意，本来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设备也都买好了，准备建厂，市民一说话，工程就停了下来。当时承建厂房的董事长遇到了很大的难题，请我坐一坐，让我帮他出出主意，怎么应对，因为舆论压力实在太大了。舆论认为这家承建厂本身在里面得到了好处，实际不是，它就是作为一个项目，本来就要建这样一个垃圾焚烧厂。 媒体所面对的环境和许多其他社会团体面对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中国，中国有句老话“口水可以淹死人，很多企业担心承揽这类有争议的环境建设项目，怕自己最终解脱不了，而被舆论伤害。作为媒体界的人来说，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支持这些企业去承担一些处理环境污染的公共项目。
我觉得企业的天性就是获取利润的，这没有对错之分，因为不获取利润就没办法再生产，没办法向股东交代。无论企业的社会责任，还是环保责任，都不是天性中的一部分。这些东西是锦上添花或者是衍生品或者能给它带来很多附加值的东西。我不排除在现在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在加入进来。更本能的一种做法，他想绿色也好，想让自己的产品更加环保也好，都是从利润的角度出发的，因为不绿色可能大家就不喜欢，如果你不环保，可能我们就不用。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媒体有一个错误的地方，太多的把一些社会责任伦理的道德要求加在企业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一种错位的理解。 这件事情不光是企业力所能及的事情，方方面面裹挟着非常多的因素。但有很多企业是不良的企业，因为现在绿色低碳很时尚，他们可以一夜之间从重度排放改变成一个打着绿色排放旗号的新产品。比如房地产项目，前段时间还是一个烂尾楼，换了一个销售团队之后就变成了低碳环保的。这是逐利的冲动所趋势的，要卖得出去就要往这方面使劲。 现在有很多这种不好的事情，但至少有一个共识，大家认为绿色是好卖的，环保的东西是可以获取利润的。这个东西成为共识，成为企业逐利的目标，其实这是没有坏处的。
刚才这位女士谈到了绿色的概念会成为卖点，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从媒体的角度来看，要有文化上的改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消费者的行为方式也要有所改变的原因。对于报纸而言，我们面对的读者越来越老龄化，因为年轻的人都去上网了。我们特别需要的是能够吸引这部分网民，这个年轻的团体去吸收更多的新信息，所以现在需要纸质媒体和互联网协同起来，不断地给读者和网民一个很好的概念。不能只依靠某一种媒体，需要各种媒体共同的努力，使消费者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企业应该有一个概念，如果你的绿色和环保的产品做得好，更能吸引年轻的消费者，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绿色的概念。绿色和环保是值得企业深思的。之前马来西亚在宣传旅游的时候，大部分消费者是30到40岁左右，他们不喜欢看庙宇，而喜欢看自然的景观。我们意识到这些人有钱，更愿意看到自然的东西，并且也意识到中国的消费者到马来西亚旅游也更愿意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环境保护和旅游是相通的。
我来自加拿大。加拿大是企业控制政府的，看起来企业是在让自己更加绿色，因为绿色的概念在整个国家中非常的重要。像英国石油90%的利益都是从石油当中获取的，在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出现了石油的问题，对环境造成了影响，所有人对英国石油公司有了非常坏的印象。在加拿大和在美国可以说每个人都有绿色的概念，如果某个企业社会责任做得不好，很显然它在消费者当中的印象就会非常差，以至于经济利益都无法维持。企业认为绿色是广告营销的一部分，如果绿色的效应做得好，人们就愿意付费，绿色的事情上做了欺诈的事情，被发现了情况就会非常的严重
的确如此，对于媒体而言，我们现在能够做很多的事情，比如教育和宣传方面，我们可以告诉所有的人什么是绿色的，该怎么做，可以帮助一些企业做得更好。如果你是一个绿色的企业，在我们的报纸上做各种关于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广告，可能消费者就更愿意买你的产品，你的企业就会更加的成功。
举个例子。比如超市有各种产品有不同的产品，有的是可循环的作品，比如主办方给我的包是可以重复利用的。这对消费者就会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你也会取得成功。
我不期望媒体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说到底，最后还是政府提出最后的政策，政府、媒体以及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共动努力才能够解决问题。有两种记者，一种是好的记者，一种是坏的记者。所谓好的记者是从人类本性的角度来报道一些东西，坏的记者是非常势力的，有偏见性的，是戴着有色眼镜进行报道的。我们特别希望今后所有的记者都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记者，而不是坏的记者。我要特别感谢组织者能够组织这样一次成功的会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