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不会马上成为下一个欧洲

2011-12-30 09:16:55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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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本国债规模已经超过其GDP的220%,但其债务95%以上由国内投资者持有,暂时不存在违约的问题

24日,日本政府批准通过了2012财年预算草案。草案显示,日本政府的2012财年预算总额将达90.33万亿日元,若加上东日本大地震重建特别预算以及基础养老金的国库承担部分,实际预算总额仍将达到创历史新高的96万亿日元以上。其中,49%的预算资金要靠发债筹集,这是日本财政预算连续出现举债额高于税收的情况,并且创下了新的历史记录。

据悉,当前日本国债占GDP比重达到了220%,2011年度国债总额将突破1000万亿日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日本今年的财政赤字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上升到了10.3%,高于美国(9.6%)、英国(8.5%),以及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8.0%)。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研究员陈虹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发生泡沫危机之前,日本债务比例相对其它发达国家很低。泡沫危机发生后,国家、企业和个人都陷入了“全民还债”的窘境,银行出现大量坏账、企业无力继续投资,日本经济陷入衰退。跟当前美国和欧洲政府采取的措施类似,日本政府为稳定形势动用财政资金为出现大量坏账的大银行注资,同时通过加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发展。十几年来,日本经济始终得不到好转,政府的财政负债却在一步步升高。

陈虹特别指出,“美债和欧债危机正在越来越‘日本化’,日本的今天很可能是美国和欧洲的明天”。

美国和欧盟各国遭遇的情形与当年的日本极为相似,先是信用的过度消费,后是泡沫的破裂,政府通过大量公共投资挽救金融和经济,最终导致巨大的财政赤字,进而引发危机。

债务危机尚未到来

近日,有西方专业机构指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将最早于2012年爆发比欧元区更大的债务危机。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日本会不会是下一个欧洲”的讨论进入人们的视野。

日本《产经新闻》25日发表文章称,“日本作为发达国家中情况最为恶劣的‘债务国’,欧债危机对日本来说已经不是‘隔岸观火’。”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室主任张季风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日本面临很大的债务风险,但要说即将陷入危机其实言过其词。“日本近期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不会马上成为下一个欧洲”。

尽管日本国债规模已经超过其GDP的两倍,但日本的情形跟美国和欧洲不一样,其债务95%以上由国内投资者持有,债权人主要是国内的金融机构,只要国内投资者有足够的资金,并且有继续投资的意愿,就暂时不存在违约的问题,不会爆发危机。

陈虹指出,日本短期内不会出现危机,因为经济基本面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并且日本金融业并不发达,衍生品风险小。但问题是,金融机构购买国债的资金主要来自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的储蓄。随着日本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和出生率的下滑,生产性人口日益萎缩,国内储蓄率逐步降低,当国内储蓄支撑不了债务需求时,就会爆发危机。因此,日本债务危机发生的速度,要取决于老龄化的速度和国内购买力的变化。

目前日本国内储蓄有1400万亿日元,其中1000万亿已经用于购买国债。当债务规模超过国内储蓄的上限,危机就会显现。可见,尽管国内储蓄暂时能支撑财政举债,但从长远来看,也存在很大的风险,是不可持续的。

财政改革决定命运

日本在债务问题上相对保守,为保证日元汇率和经济运行稳定不愿意向国外发债,同时日本国民购债的积极性也比较高,因此,国内资本始终是日本国债的主要债权人。日本在国内资金尚且充足的情况下,不会轻易放开向国外借债,但作为补充,可能会小额借债。即使发债,也只是象征性的,比重不会很大。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大举向外举债。

因此,为应对未来因国内储蓄下降可能出现的债务风险,日本政府迫切需要进行财政结构改革和财政重建。

张季风认为,健康的财源结构主要靠税收来支撑,而不是依赖发债。未来日本是否会最终陷入危机,主要看财政改革的效果。如果改革失败,日本很可能变成下一个欧洲,如果改革成功,日本则可以与危机擦身而过。要继续进行财政结构改革,降低债务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刺激经济,增加税收,提高包括消费税在内的税率。在稳住社会保障金的同时,通过扩大税收逐渐改变现状。

陈虹指出,尽管提高税收是财政改革的唯一出路,但日本政府在这方面也面临重重困难,财政改革举步维艰。

日本属外向型经济,欧美经济深陷危机、新兴市场国家也受到冲击,使得日本的对外出口受到很大限制,企业盈利能力降低,企业税无法得到提高。同时,生产性人口比例低,且就业不稳定,导致个人所得税征收也遭遇瓶颈。唯一可以有效提高税收比例的是消费税,日本的消费税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日本的消费税为5%,欧洲各国都已达到20%),但是政府在提高消费税问题上面临民意的重重阻力,陷入两难。

因此,未来,日本是否能避免发生债务危机,最终取决于外部大环境是否转好,人口出生率是否提高,生产性人口比重是否上升,以及能否有效增加税收。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编辑:柳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