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邮报》9月27日文章】题：我们对中国真正需要担心的东西（作者维韦克·瓦德瓦）

美国决策者对中国研究人员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申请的专利数量大幅增加感到担心。他们认为，这些论文和专利将在创新领域赋予中国令人望而生畏的竞争优势。毕竟，中国现在在学术出版物方面仅次于美国，到2015年前后，中国每年申请的专利数将超过美国。

我们的决策者感到担心是没错的，但他们搞错了担心的对象。

中国的大部分学术论文要么没什么意义，要么是抄袭的。除增强民族自豪感外，它们几乎没什么作用。几乎没有什么创新来自政府出资的研究室。与此同时，中国的专利不是创新的指示器，而是这个国家为了向进入中国的外国公司征税而建起的收费亭。中国人已经学会了美国技术公司和专利投机者玩的那套把戏：利用专利向其他同行敲诈授权费。

中国的真正优势在于其下一代—— 从中国的顶尖学府毕业、成为企业家的学生们。这些孩子与他们的西方同龄人十分类似。他们聪明、积极、充满抱负。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孩子——现在在政府研究室工作，领导着在行业中占支配地位的国有企业——学会了不去挑战权威，严格按政府规定办事，而新一代行事却不受限制。他们毫不犹豫地打破传统思维模式，毫不犹豫地去冒险和抱有雄心。与他们的父母不同，这一代人有能力创新。

过去六年我前往中国看到的创业局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中国毕业生力求进入西方跨国公司。而且由于忌讳失败且新公司不太受社会尊重，家长们都不鼓励孩子成为企业家。再也不会这样了。在企业家取得了成功和此前开张的技术公司赚取了巨额财富的背景下，中国的年轻人有了榜样，而家长们对创业的接受度也逐渐变高。现在在中国——和在硅谷一样，加入一家新公司是“时髦的事”。而中国对失败和从头开始的接受度也逐渐变高。

每年从美国返回中国的千千万万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为中国的企业家生态系统提供了一大助力。这些回国的移民正在教导中国人如何建立硅谷式的公司。

中国有机会利用所有这些新的能量并在创新领域引领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我询问我的学生和当地的企业家他们预计会面临怎样的障碍。几乎所有人都列出了两个担心：一是中国的大公司会窃取它们的技术——因为中国的知识产权法不起作用；二是一旦它们取得重大成功，政府官员会突然插手控制公司或要求停工。

在中国的法治得到强化，企业家被赋予他们所需的自由之前，中国或许会出现许多创业活动，但不会诞生改变世界的创新。但一旦中国扫清了这些最后的障碍，我们就要当心了。

（来源：新华网 编辑：陈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