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法国政府退休制度改革法案引起的全国大罢工愈演愈烈。

自10月12日开始，学生们涌上街头，与警方对峙并发生冲突。

学生们在游行中烧毁的汽车

陷入恐慌的民众担心出现类似1995年全国大罢工时的情形，争相前往加油站抢购汽油。

2010年，欧盟遭遇了历史上少见的多事之秋、困难年头。欧盟各国，尤其是德法英三国,在政治上纵横捭阖，博弈不断；经济上更是惊涛骇浪，险象环生。希腊债务危机刚息，爱尔兰债务危机又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综合征”向四面扩散；社会改革推行缓慢，举步维艰。不少成员国为了尽快摆脱经济危机的羁绊，不得不降赤字、砍福利，结果引起强烈社会反弹。

    人心思变

    中右政党是主流

    2010年是欧盟落实《里斯本条约》的第一年，经过欧盟各成员国，欧盟理事会、委员会和议会等机构，以及各政党的反复博弈和磋商，现在欧洲理事会终于有了一位常设主席，主持和协调欧盟的首脑会议；原有的欧盟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两个职位合二为一，成立了欧洲对外行动署，统一协调和领导欧盟的外交活动。此外，为了避免金融危机再次爆发，欧盟还成立了具有超国家性质的金融监管机构，对欧盟范围的金融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2010年，中右政党是欧洲政治的主流，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等国均为中右政党执政。在欧洲议会，中右的欧洲人民党党团是第一大党。英国今年大选的结果是中右的保守党和中左的自由民主党联合组阁，但仍以保守党为主。不过，同样是中右政党执政，其政策思路却与2009年相比有了很大变化。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欧洲各国面临着经济触底的危险，压力之下，各国政府采取了与全球同步的凯恩斯式的刺激经济方案和救市计划。所以，尽管执政党是中右政党，但其经济政策更有中左政党的色彩。进入2010年，欧洲经济急剧下挫的趋势有所缓解，政府巨资注入的负面效果逐渐显现出来，希腊、爱尔兰的金融危机已经转为债务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多国政府的财政政策转为保守，纷纷制订削减支出、严格预算的计划。德国、法国、意大利，特别是英国，都开始大幅削减财政赤字。此外，为了应对危机，欧洲中右政府还采取了其他一些具有右翼色彩的经济与社会政策，比如裁减公共部门职位，提高退休年龄，紧缩住房福利，改革医疗保健体系等等。

    在欧盟内部英法德的利益博弈中，德国凭借其良好的经济状况占了上风。依靠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大量出口盈余，德国现在是欧洲财政状况最健康、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是陷入债务危机的欧盟成员国的最主要求助对象，实际上也是唯一有能力进行救助的力量，因此德国掌握了欧盟内的话语主导权。英国首相卡梅伦本是疑欧派，上台后却基本继承了原工党的欧洲政策。其原因：一是当前英国的核心任务是削减财政赤字和恢复经济，欧洲大陆是其最大的市场；二是受联合组阁的自由民主党牵制，在与自民党党魁克莱格的组阁谈判中，卡梅伦放弃了他原本坚持的英国应拥有自己决定是否参加欧盟司法与内部事务，是否加入基本人权宪章，是否接受欧洲社会政策的例外权，而只是强烈要求欧盟的2011年度财政预算增长不得超过2.9%，这一点恰好与法德两国以及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意见不谋而合。12月中旬，欧盟领导人举行首脑会议，就如何修改《里斯本条约》达成一致，同意新的修改方案无需各国全民公决来批准，并有望在2013年1月完成所有审批程序，为2013年6月后建立欧洲稳定机制奠定了初步的法律基础。

    复苏缓慢

    各国发展不平衡

    尽快复苏经济是欧盟各国2010年的头等大事，但在复苏进程中各国发展不平衡。上半年,欧洲经济在德国的带动下，曾经显示出迅猛的复苏势头，只可惜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势头既未保持也难扩大。欧盟委员会11月29日发布的秋季预测报告称，欧盟经济2010年可望增长1.8%，2011年增长1.7%，2012年增长2%，欧元区经济同期可望分别增长1.7%、1.5%和1.8%。如此增速显然无法令人欣喜。

    从经济现实来看，各国复苏进程也不平衡。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表现亮丽，投资、出口和消费等样样强劲，再次体现出“欧洲火车头”的本色。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第二季度的环比增幅为2.2%，创下了德国自1990年统一以来最快增长纪录，德国2010年可望实现经济增长3.7%，其对欧元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3。与之相比，法英两国的表现有些不尽如人意。法国经济增长率预计今年为1.6％，2011年和2012年将分别为1.6％和1.7％，英国分别为1.8%、2.2%和2.5%。受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严重的国家，境况更为不佳。2010年至2012年，希腊经济增长率为-4.2％、-3％和1.1％；爱尔兰分别为-0.2％、0.9％和1.9％。真可谓：“欧盟一个大家庭，兄弟贫富各不同”。

    经济增长不平衡凸显了欧盟各国经济体制的差异。一是财政政策的不同。德国等国强调遵守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关于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不得超标的规定，但南欧一些国家执行时大幅缩水。二是劳工、税务政策的差异。金融危机来临后，多数欧洲国家的高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法国、希腊、爱尔兰等国被迫实行财政紧缩计划，遭到公众的强烈抗议，这与劳动力市场长期以来形成的失业保险、退休保险的僵化机制密切相关。在税收方面，法国的公司所得税约为33%，德国则为15%，对经济复苏的影响大为不同。主权债务危机使上述差异再次显现。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北部国家之所以能较好地度过危机，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未雨绸缪，在危机爆发前的若干年里已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德国在2003年至2005年施罗德政府时期，即通过“2010议程”这一重大改革措施，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整顿，大幅消减失业补贴，促进再就业，并且顶住各方压力不设最低工资标准，极大地增强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提高了经济竞争力。到2010年11月份，德国总就业人数达4090万人，这一数字不仅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而且创造了德国统一20年来的最高纪录。

    就外部环境而言，欧洲的经济复苏极大地得益于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欧盟今年上半年对华出口增长42%，全年中欧贸易额可望超过5000亿美元，有力地推动了出口主导型欧洲国家的复苏步伐。展望明年的欧盟经济，最大的可能依然是缓慢复苏。

    社会改革

    砍削福利动大刀

    欧洲一向以“福利社会”而著称，“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不只是一个理想，而且在二战后风行欧洲。然而，越垒越高的福利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为了摆脱危机复苏经济，欧盟各国今年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向高福利体制开刀。

    一是裁减公务员，削减公务员工资。英国计划今后几年裁减约50万公共部门雇员，约占总数的1/10；西班牙决定削减公务员工资5%，并在2014年前裁减公务员10万人。希腊等国也出台了类似措施。二是改革退休体制。法国计划将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英国计划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6岁。葡萄牙、西班牙还分别作出冻结退休金的决定。三是改革医疗体制。德国决定，从2011年起将资方和劳方为员工交纳的医疗保险金共提高0.6个百分点，即从现在占工资的14.9%提高到15.5%。四是改革教育体制。最典型的是英国提议将大学的学费最高上限由目前的每学年3290英镑调至9000英镑，几乎增加两倍，并计划从2012年开始实施。

    大幅度砍削社会福利，无疑是动了老百姓的“蛋糕”。今年以来，从雅典、巴黎到伦敦、罗马，抗议浪潮此起彼伏。但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改革遇到的阻力也不同。总的来说，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改革阻力较小。其原因有三：一是在危机爆发前即开始实施若干改革。早在2007年初，德国议会就通过了政府关于将退休年龄从65岁逐步提高到67岁的相关法案，而法国是在危机期间将此提上议事日程的。二是危机期间改革幅度相对不大，属于渐进式改革。德国数年前便着手进行失业救济金改革，今年则是更有针对性、更有效性地使用救济资金，以利于失业者接受推介的工作岗位，缓解社会抵触情绪。三是经济复苏进程较快，提供了较好的改革基础。而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是在危机加剧后才被迫进行改革的，而且改革幅度很大，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来源：人民网 编辑：陈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