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报道，他们是一群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年轻人，受过大学教育，却发现高校学历原来未必是想象中的体面生活的保障。他们聚居在中国最富裕的城市边缘，人均居住面积不及十平米，每天挤一两小时公车上班，工资明显低于城镇平均工资。尽管现实生活不尽如意，这些出身低微的青年咬紧牙关坚持着大城市的梦。去年，国内研究人员发表了关于他们的调查报告，并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蚁族”。

2009年末，“蚁族”进入大众的视野，成了社会热门词汇之一。这个概念来自于北大博士后学者廉思及他带领的课题组，在针对北京市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城乡结合地区进行了两年调查后，他们整理出低收入聚居大学生的生活概况。

546份有效问卷展示出这样一副“蚁族”肖像：有的毕业于名牌高校，但更多来自地方和民办高校；拿着1950多元（人民币，下同，约400新元）的工资，租每月377元的房间或床位，每月伙食开销控制在530元左右。绝大多数从事保险推销、餐饮服务、电子器材销售等低收入工作；有的完全处于失业状态，缺乏社会保障与职业保障，生活环境低劣。调查也发现，七成以上“蚁族”来自农村与地方县级市。

另一方面，家人期待他们呆在大城市光耀门楣的殷切期望与压力，或者所学专业在老家无用武之地的窘境，又让“回家”无法成为他们的选择。

全中国究竟有多少“蚁族”？课题组没有提供确切的统计数字，但廉思认为，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人以上。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

“蚁族”话题瞬时间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共鸣，还有一些当事人自己恍然大悟：原来我就是“蚁族”。话题也引起北京市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关注。在1月下旬的北京“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议政府或企业在近郊区规划建设大学毕业生廉租房聚居区，协助毕业不满五年的大学生解决基本生活要求。　

不过，个别人士的好意只发挥了口头呼吁的作用。因为北京市海淀区差不多同时宣布，城乡结合地区是该海淀区下一步发展的重要资源。今年该区有六个村将启动拆迁改造，其中就包括已经是数万“蚁族”聚居地的唐家岭。

考上大学，找一份好差事，从农村或县城移居到大城市，这是很多寒门子弟从小立志的奋斗目标，多数人并没有抱着走捷径的心态。在“蚁族”话题被炒热后，也有舆论称“蚁族”并非什么新现象，中国过去也有过“北漂”，年轻大学生初入社会经历困难是正常现象，不需被涂抹上悲情色彩。甚至有“蚁族”群体中的成员在互联网上表示不想被关注，关注并不会改变他们是“蚁族”的现实，他们只想继续实现梦想，赚钱、存钱，以“买得起北京天价的房子，能结得起婚，生得起孩子”。

诚然，比聚居大学生更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大有人在，但是“蚁族”现象涵盖了当前中国几大不容忽视的体制性问题：资源与就业机会高度集中在大城市，城乡教育机会与公共福利分配不均，大学生就业难，让人望而生畏的高房价，这些现实都让新一代年轻人从农村与县城移居到城市的机会在缩小，底层阶级摆脱出身命运的难度增大。

改革开放进入30年以后，社会中的阶层分化与贫富差距进入固化过程，近年中国开始出现“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现象，都凸显一些原有的不平等现象的被复制与固定化。

通不过去的社会上升通道，正是潜伏的社会危机。今天的80后“蚁族”依然能乐观、坚韧而安分地聚居在大城市边缘，但是只要城市房价继续按照现在的趋势上涨，农村子弟在大城市安家的可能性不会提高。而随着他们年龄的一天天成熟，他们对前途的茫然，梦想破灭的失落，以及在城乡都没有固定容身之所的漂浮感，都将造成年轻人社会认同感的明显流失，加剧社会矛盾。大城市边缘数十万计“蚁族”，是社会上升通道机制失灵的信号，说明社会改革进程出现了瓶颈状态。这个态势需要从改革房地产市场机制、公共住房政策、教育体制等方面入手改变。否则，当改革的利益越来越难让下层阶级分享，由此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可以潜伏很长时间，也可能在短时间内爆发。

（来源：中国日报网 信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