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许多阿拉伯媒体报道称，中国对苏丹政策是麻醉性政策，对苏丹政府施压使其让步，中国与反对派别有何接触？他们是谁？谈了什么内容？

答：中国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和西方公开声明的政策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为在过去我参加的多次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公开国际会议上，西方一些代表在发言中也都强调了和中方对达尔富尔政策方面的一致性。比如说，西方国家也都主张通过政治而非军事的手段解决达尔富尔问题，除了要推动联合国和非盟的混合维和行动之外，也要同样重视推动政治进程。我们都同意国际社会应该以一个声音说话，向苏丹政府和向叛军方面平衡的施加影响。但在如何实现这些政策目标，如何达到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在强调的重点、优先领域上，使用手段或作法上有所不同。我们和西方国家之间，包括同美国、英国、法国、欧盟，我们都有很良好的沟通、对话和协调。我本人去过两次美国、一次欧盟，最近又访问了法国和英国。中方希望通过沟通和对话，更好地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更好的促进相互了解。同时我在与西方国家的同事及苏丹政府的接触中，我也是努力鼓励他们，争取建立某种最低程度的相互信任，并能够努力创造一个良好气氛。如果相互之间充满了深刻的敌意和没有起码的相互信任，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就会很难。我在接触中发现，同样一件事情，双方如有截然不同的解读，就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中国同达尔富尔的叛军和苏丹地区的抵抗运动没有正式的直接接触，但我和一些苏丹的政治力量进行了初步接触。这次我在苏丹会见了SLM(苏丹解放运动)领导人米纳维和他的主要助手，就达尔富尔问题交换了意见。我在访问南达尔富尔州的时候，也与南达尔富尔州临时过渡机构中一些反对派的代表进行了沟通，听取了他们的想法，同时也向他们转达了中方的明确信息，即中国希望与全体苏丹人民做朋友，不仅是北方，也包括南方和达尔富尔地区，我们愿意为促进苏丹的民族和解和结束苏丹的战乱冲突作出贡献。

问：中方一直认为政治不应该与奥运挂钩，像今天的吹风会是否为了驳斥这种看法？在斯皮尔伯格宣布退出北京奥运会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尊重其决定，希望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共识。对于好莱坞抵制奥运会的作法，有何评论？

答：中方对发生在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灾难表示深切同情，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义的援助。有关北京奥运会的任何建议，我们都持欢迎和开放的态度，愿意进行讨论，愿意听取任何有合理内容的成分。但是对于那些恶意的，借奥运会进行抹黑，借达尔富尔问题抵制奥运会的行动我们坚决反对。我们和一些对奥运会有看法的组织进行了对话。去年9月，我访问美国的时候就同 “拯救达尔富尔联盟”的负责人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对话，几位负责人告诉我他们并不想抵制奥运，也并不反对奥运，只是觉得可以利用奥运对中国政府施压，改变中国对达尔富尔问题的政策。我告诉他，中国对达尔富尔问题的政策没有错，受到多数国家的肯定，包括一些西方国家的政要，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也赞同中国的达尔富尔政策。我们没有理由，没有必要改变这一政策。去年9月，我在纽约会见了斯皮尔伯格，我对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不是2008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艺术顾问了，因为北京奥组委用最明确的语言向你的律师提出来，你没有在最终期限之前签署正式合同。尽管如此，你作为一个名人、名导演，你关心达尔富尔问题，我愿意就达尔富尔问题同你交换意见。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给他详细介绍了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政策。他还跟我说：我已经为北京奥运作了一点工作，还将继续对北京奥运进行支持。后来发生了所谓“辞职”的事情，出乎我的意料。反对将奥运会政治化，不是从北京奥运会开始的，在过去的奥运会上，奥委会的组织者都是奉行这个原则的。《洛杉矶评论》回忆，在墨西哥举行的第十九届奥运会上，有两个美国黑人运动员在领奖台上举起戴有黑手套的拳头，抗议美国歧视黑人政策，当时这两个运动员就被驱逐出场外。当时的奥委会主席说，如果你踏进了奥林匹克的神圣大门，就不得不把政治放在门外。所以把毫无关系的政治引进奥运会，是冷战时期的作法。冷战已经结束，那些以冷战的思维，戴着有色眼镜的极个别人应该放弃这种做法。尽管这样做可以使个人的声望大振，使他们获得选票，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作法对奥林匹克精神是有损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