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长期以来，有一种流行观点，即古代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学生。日本人学习了中国先进文化后，却在近代恩将仇报，对中国侵略杀戮。由此，中国人在对日交往时，要考虑这段历史教训。

中学历史教科书清晰地讲述唐朝时期，日本派过13批遣唐使到长安全面地学习中国文化。当时先进的中国生产技术和文化全面东传，造就了日本的“开化”。大化革新时期的日本全盘学习中国文化，完全仿造唐朝建立自己的政治、法律和教育制度等，并借用汉字偏旁和行书体创造了本土文字。

也许正因为这种熏陶已久的教育，不少中国人看古代中日关系时，往往会陶醉在以文化源头自居的施恩者心态中，感到民族自尊心的满足，但又痛感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时常又沉浸在受害者的悲伤中，从而看现代日本时，总有一种既敏感又焦虑、既自责又责人的不甘心心态。而现实的东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中潜在竞争态势无疑也加剧了这种不服气的心态。这大大不同于中国人看西方那种较为平静的思维方式。

仔细审视古代中日交往，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唐朝是中国的鼎盛时期，200多年期间到中国学习的日本遣唐使团人员总共只有数千人，盛唐可以有足够的资源向他们展示最好的东西，并安排他们中的优秀者到朝廷做官。日本遣唐使享受着优越的待遇，所以，日本遣唐使了解的中国是盛世中国的上层社会的部分情况，而非中国的底层社会情况。因此，他们认知的中国肯定是中国的道德优秀一面，是典籍上的中国。然而，唐朝以后的时期，随着大量日本人到中国来从事贸易等，他们接触了中国的底层社会情况，发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情况远不如中国典籍上说得那么文明、那么富有秩序。日本文人对典籍中国和事实中国之间的大幅度落差有清晰的记载，并强烈表达了对中国文化和天朝大国的失望情绪。

所以，古代日本全面学习中国，只发生在唐朝鼎盛时期。唐衰落后，日本以“大唐凋敝”为由就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日本除了在明朝早期短暂地同中国有朝贡关系外,在宋朝、元朝、明朝大部分时期和清朝同中国只有贸易关系而没有政治关系。此时，在学习中国文化方面，也只是边边角角的学习，而且是日本民间团体和个人的学习。除二战刚结束时被美军占领，日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外族占领过，保持着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民族独立性，汤因比、亨廷顿等诸多著名学者都将之单独划为一大文明。

日本全盘学习唐朝文化，并不是全盘吸收中国文化。日本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呈现出强烈的观察外部世界而寻求自我发展的特点，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取舍长短。例如，日本并没有学习唐朝的宦官制度，也没有引进唐朝的一夫多妻制，而以律令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唐朝后期，日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具备一定基础后，就开始摆脱了对唐朝的简单模仿，进入独立的本土文化阶段，由所谓的“唐风文化”转为“国风文化”。此后，日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虽然仍然服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越来越具有相当程度的成熟性、独立性和自觉性。

对于外来文化和技术，日本表现出强烈的收为己用的进取心。十六、十七世纪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和技术，一直被视为“奇技淫巧”，始终是宫廷少数官僚的把玩之品，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十分有限。而同期传入日本的西方文化和技术，却渗透进了日本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开始对日本产生深刻的影响。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仙台的藩主甚至派遣“庆长遣欧使节团”到达了欧洲，晋见了西班牙国王和教皇。18世纪，学习荷兰的“兰学”在日本兴起，并成为全国上下的显学。实际上，明治维新前，日本已经完成了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启蒙，并在精神上准备好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大规模改造。 而在同一历史时期，中国的王朝却以泱泱大国自居，拒绝看到世界潮流的变化，从而丧失了重要的历史机遇。

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西化、同时也是去中国化的进程。“脱亚入欧”的口号足以反映日本人学习西方的高涨热情。在那时，日本舆论甚至热火朝天地议论要去掉日语中的汉字而改用罗马字，但讨论的结果是，汉字已内化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何必要去掉呢? 于是，汉字在日本语言里沿用至今，表现出日本文化的自信和胸怀。正如新加坡、印度等国至今仍把英语作为本国的官方语言和主要交流语言一样，它们并不认为这是令本民族羞愧的事情，英国人也很少以施恩者的心态看待此事。而我们对日本的真正了解，恐怕也应从摆脱施恩者心态开始。（作者丁斗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