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创新侦查一体化
“早期，对中纪委移交过来的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最高检都是自己亲自立案侦查。”最高检一位官员对记者说，“随着中央加大反腐力度，中纪委移交给最高检的案件逐年增多，但限于侦查力量的不足，最高检开始从全国各地检察机关抽调人员协助办案。后来，最高检在侦查方面搞创新，就将案件指定省市一级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
这位官员解释说，对省部级官员腐败犯罪案件，最高检直接侦查没有法律上的障碍。“只要犯罪地在中国，最高检立案侦查都于法有据。但将案件交给省市一级检察院立案侦查，刑诉法上没有依据。刑诉法只有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而没有侦查管辖。管辖一般原则是犯罪地管辖，因此将案件交给与犯罪地、嫌疑人居所地无任何关系的地方进行立案侦查，首先面临法律上的障碍。”
最高检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是检察理论创新——构建侦查一体化机制。“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利用这一点做文章，最高检在检察理论上搞创新，建立了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办案机制。这样，最高检将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指定给任何一级检察院立案办理，都有了法理上的依据。”最高检一位检察官说，“侦查一体化的背后是检察一体化，‘一体化’理论使检察机关在反贪理念、模式、机制方面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既然是“一体化”，最高检指定北京市检察院管辖“东北三省”的省部级腐败案件、山东省检察院管辖安徽省发生的省部级腐败案件、湖北省检察院管辖河南省发生的省部级腐败案件就顺理成章了。“而且，省市一级检察院对查办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有很大的积极性，只要最高检安排，都会认真完成。”一位省级检察院检察官告诉记者说，“查办最高检指定的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可以锻炼队伍，连省部级官员都查办了，还有什么案件不能办的？”
目前，侦查一体化机制不仅适用于查办省部级官员犯罪案件，而且已经成为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主体模式，“十六大以来，最高检立案查处的32起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大都是采用侦查一体化模式，最高检逐渐由具体办案发展到指挥和协调办案上来。”
“案件虽然交给具体的省市检察院办理，但各省市并不是‘独立办案’，而是在最高检的统一领导下办案，侦查、起诉的每一环节，各省市都要向最高检汇报，并按照最高检指示办理。”
“当然，最高检指定也有一定规律可寻。譬如，山东省检察院连续办理了安徽省两位副省长(王怀忠、何闽旭)、一位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腐败案件，判决结果是一个死刑，两个死缓。”最高检一位官员分析说，山东与安徽地缘相近，生活习惯相似，便于侦查人员调查取证。另外，山东检察院在查办高官腐败方面积累了相当多的实战经验，有一支能打硬仗的反贪队伍，自1995年查办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受贿案以来，无论是办案数量和质量，山东省都是全国第一，是最高检的“放心单位”。
高官腐败催生异地审判制度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用“五大”来概括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的特点：一是危害大，二是影响大，三是造成的损失大，四是干扰大，五是查处难度大。“对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媒体关注度高，中央领导重视，查办机关在具体查办过程中积累了一些做法和经验，这些经验和做法发展成惯例后，就具有了制度性功能。譬如异地审判。”
“对高官腐败案件进行异地审判，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社科院研究员、中纪委特约研究员邵道生说，“地方原来比较听中央的话，做到令行禁止。但现在地方的权力变大了，自主权变大了，中央的指令有时难以落实，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异地审判尽管花钱多，也是迫不得已。”
任建明介绍说，高官腐败案件异地审判是从辽宁“慕马案”以后开始的。此前的许多高官腐败案件，大都是在犯罪地审判(或犯罪人居住地)。譬如，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徇私舞弊案(1987年)，在南昌市中级法院审理；原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辛业江受贿案(1998年)，在海口中院审理；原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铁英受贿案(1997年)，在北京一中院审理；原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常征受贿案(1998年)，在贵阳中院审理。
“中纪委在查办‘慕马案’时，发现关系网干扰办案，就开始实行异地办案、异地审判。”任建明对记者说，“由于地方权力错综复杂，而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党、政和人大：党管干部，政府管预算，人大管选举、任命和监督。所以，异地审判主要是排除权力干扰，排除社会人际关系网干扰，是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要求。”
2001年10月，“慕马案”共有122名涉案人员被“双规”，62人移送司法机关。根据最高法院指定，江苏省南京市、宿迁市和辽宁省抚顺市、大连市、锦州市、营口市、丹东市等7个中级法院同时进行了审理。时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的王唯众在回答记者“案件为什么要在江苏审判”时说，中纪委协调司法机关决定，对马向东、章亚非实行异地管辖。中纪委的这一决定，完全是办案的需要。
自此以后，90%以上的高官腐败案件开始实行异地审判。譬如，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受贿案，由北京二中院审理；原湖北省长张国光受贿案，由天津二中院审理；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受贿案、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受贿案、原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滥用职权案，都由北京一中院审理。
“省部级腐败官员在一个地方盘踞多年，影响非常大，许多官员，包括法院院长都有可能是腐败高官提拔起来的，异地审判后，法院和审判人员与被告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就会秉公办理，形成的判决也有权威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对记者说，“同时，这也是对法官的一种保护，使他们免受来自腐败高官的威胁。”
“高官异地审判不是权宜之计。”著名刑辩律师田文昌认为，“现在，高官腐败异地审判越来越多，这既是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的结果和标志，也是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譬如，湖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吴振汉腐败案，在湖南怎么审？”
任建明认为，高官腐败案件异地审判虽然没有制度化，但已经形成了惯例，并正在向制度化方向靠拢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