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在海利根达姆的八国峰会上，气候变化将是一个重点题目。特别是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现在就已是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去年的排放量超过47亿吨。中国一方面不愿背上“环境破坏者”的名声，但另一方面，中国又必须保持经济增长。继美国之后，中国也公布了自己的气候计划。德国之声中文广播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德一些专家。
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院副院长邹冀看来，中国二氧化碳的巨大排放量主要是中国人口和城市化的后果：“在过去几年里，有两、三亿农村人口要么通过在本地建小城镇、搞乡镇企业，过上了城里人的日子，要么迁移到城市中去，包括大量的民工。这导致能源消耗水平的上升。还有就是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会导致能源消耗上升。人们使用更多的照明，洗更多的澡，冬天开暖气，夏天开空调，都会导致人均和能源总消耗量的上升。”
当然还有工业化和由此产生的能源饥饿。中国目前70%的能源需求是由煤炭满足的。每3到5天，中国就建成一座新的煤炭发电站，每座电站的年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万吨。
另一个温室气体的元凶是中国不断增加的汽车交通。北京目前的汽车总量为250万辆，每天新增1000辆。中国的汽车密度仍然很低，平均每1000名居民拥有汽车20辆。难以想象如果这一密度接近德国600辆的水平，地球将会是什么样。
中国一方面因巨量排放二氧化碳，加速地球变暖，另一方面也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前联合国环境署负责人克劳斯·托普费尔特别提到中国的“水资源。长江的源头在喜马拉雅山。那里的冰川融化给长江及其支流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就象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冰川融化给莱茵河与多瑙河带来的灾难差不多。气候变化也影响到农业，当然还有水平线的上升以及越来越极端的天气。”
与此同时，中国认为发达的工业国也应当以身作则。事实上，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3.2吨，低于世界平均值3.7吨，与美国每人每年20吨的排放量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出于这个原因，德意志银行环境专家埃里克·海曼拒绝对中国的环境政策做出评价：“作为一个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五倍于中国的国家的居民，我没有资格对中国指手画脚。在德国，没有人挨饿，我们大家都开汽车，都乘飞机去外国度假，我们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普通的中国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对中国的环境措施评头论足。”
德国环境专家海曼认为中国经济的赶超才刚刚开始。中国部分地区还面临电力短缺，很多农民住在简陋的住房中。他们都想从自己国家的崛起中获益。
由此看来，温室气体的排放难以出现转机。即使在发达的工业国当中，迄今也只有德国和英国做到了使排放总量低于1990年的基础值。目前讨论的不是减排，而是减缓排放量增长的速度。一项有效的措施是京都议定书中商定的排放量交易。具体说来就是：在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修建低排放电厂的工业国家可将由此实现的减排量与自身的排放量相抵消。发展中国家可以得到先进的技术。
这种排放量交易基于如下设想：对于气候来说，在全球的哪个角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总量得到控制。对环境专家海曼来说，排放量交易的意义还不仅仅局限于生态领域内，“中国煤炭发电站功率提高的每一个百分点都比我们这里一个个太阳能项目产生的效果要大几十倍。对气候来说，德国的各种努力都是杯水车薪。而在中国减少一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成本则要低得多。在那里，我们可以用少得多的钱达到大得多的效果。因此，即使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也应当强化排放量交易。因为我们可以在花费最少的地方真正实现减排。”
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纳入气候保护的努力。既然今后二、三十年内不可能指望这些国家对温室气体的排放定出上限，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帮助这些经济崛起的国家避免重蹈工业国的覆辙。中国人已慢慢意识到，即使他们不对迄今发生的气候变化承担责任，但有义务为全球气候保护出力。曾为中国政府担任多年顾问的前德国环境部长托普费尔也证实北京的决策层已在转变意识：“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不能简单地复制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照搬他们的消费模式。中国正在大力宣传改变消费模式。”（来源：德国之声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