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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鲁迅在1923年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
当钱对许多家庭来说似乎不再是棘手问题，新一波“女性回家潮”到来了。而我们想了解的是，那些当起了全职主妇的女人，她们生活得到底怎样。
主动 选择还是被动接受？
在记者采访的一些回归家庭的前职业女性中，做出回归这样的选择可以大致划分为主动回归与被动回归两类。我们之所以首先划分回归的方式，是因为从她们所谈及的一些事情中能够感觉到心态的差别，毕竟，自己选择和被迫接受是两码事。
罗青女士的回归其实就属于被动型的回归。她曾经是某房地产企业中行政人事一把抓的骨干人物，公司高层几位股东对她都非常信任，重要的事情交由她经手办理，绝对可以放心。正因为如此，她在公司里一做就是五六年，如果不是到了后期股东之间意见起了分歧，她每天疲于应付这些纠缠不清的人际关系，她也不会选择离开。后来，她下决心自己创业，离开了这家房产公司，与几位朋友自己搞起公司来。
罗青一直是“丁克”一族，结婚将近十年时间，关于什么时候生孩子、到底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她与老公之间进行过多次磋商。罗青的老公属于那种“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的人，就是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做什么事，这是一个标杆，他显然不是标新立异、追求另类生活的人士，所以“丁克”的想法实际上只是罗青的想法，他俩一直没在这件事上达成共识。
作为罗青的老公，看着自己的同龄人一个接一个地生养，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为此在数度沟通未果的情况下，罗青的老公给罗青下了最后通牒：要么生小孩，要么离婚。
罗青当时与朋友的合作也出了些问题，当老公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后，她所面临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仍然坚持“丁克”下去，这个婚肯定是离定了，这么多年的相处她当然知道他的个性。但是离婚所牵扯的因素太多了，经济条件首先是最大的问题，房子、车，虽然可以分割，但是生活质量肯定会有所下降。权衡利弊之下，她选择了回归家庭。
但是给记者的感觉，罗青表面上是自己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选择，事实上她还是属于被动接受这种安排的角色。不过，一旦决定接受了，她也就不再纠结于此，开始尽一个主妇的责任。
凌女士辞职前任职某教育机构的市场总监，怀孕后就离职了，回到家里带孩子。她告诉记者在职场上的时候，她的工作能力是上级和公司都很认可的，而当时她那个职位、她的上升空间、发展前途都很被看好。在这样的环境下，凌女士选择辞职回家，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综合考虑了自己对工作、对家庭的想法之后，发现自己更倾向于将家庭放在首位”。
当然，话虽如此说，但给记者的感觉是凌女士多少有一些矛盾，一是在自己做得挺好的阶段放下工作转向家庭，心理上有点放不开；二是她认为女人在社会上其实面临的变数是很大的，不管两个人在一起多么和谐、多么幸福，离婚的几率在每个人身上都是存在的，而这种存在往往是自己不可控的存在，可能问题不在你，也不在你的另一半，而来自第三方，这都不好说。所以凌女士表示虽然自己看重家庭，做出这个在她自己看来是对家庭负责的选择，但是她更希望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女人，即便是回归了家庭，也不会事事依靠老公。
财政有保障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女性离开职场必然影响到家庭的总收入，只是这种影响会不会被关注、会不会影响实际的生活质量，每个回归家庭的女性所面临的情况不一样。
原本两个人都有固定收入的一个家庭，女方辞职回家，没有了固定收入，而要保证生活水准不下降，节流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开源的压力自然全部转嫁到男方身上。倘若在经济问题上没有一点担忧，肯定是不现实的。再有钱的人也会考虑经济问题，何况只是中产阶层。
经济问题是一个家庭杠杆平衡的基础，尤其是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人们，生活成本的高昂毋庸置疑。购房，房价一涨再涨；养车，油钱不断加价；日常生活消费也不能太委屈自己，然而跟我们息息相关的CPI也在挑战人们的荷包是否充盈。加上现在尚在健全和完善中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也让人不得不想得长远一些、多虑一些。
这些问题，在罗青的脑海中出现的次数尤为频繁。罗青的丈夫是外企中高层管理人员，理论上，年收入是不错的。但是这一两年的金融海啸，他们企业也首当其冲被波及。如果还想保留工作职位，那么减薪20%是一个前提。当然以前的福利津贴如车补之类也随之取消了，“天寒地冻，共渡难关吧。”公司这么表示。
要是按照正常的生活轨迹，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还不至于被这减薪20%所影响，问题是人生并不按常理出牌，总会给你找点事。这事还挺大，孩子半岁的时候，罗青的丈夫突发心肌梗塞，在鬼门关那里兜了一个来回。
罗青在跟记者说起这事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她的心情仍然处于一种憋闷的状态之下。本来她觉得把孩子带好、养好，一家人平安地生活就好了。虽然现在养一个小孩的费用也不菲，但是至少对于他们的家庭收入来说还不算压力特别大。罗青说她一直是对金钱不特别敏感的那种人，她和老公双方的家庭条件都还可以，负担也不算重。罗青回家后的收入来源基本依靠炒股，不过股市这两年来的走向属于“宝马进去，单车出来；老板进去，打工仔出来……”罗青有限的资金被套在里股市里，虽然不深，显然也不能动。要是没有老公突发心脏病这事，罗青是不会过多考虑经济问题的。
她说，她独自挨过老公生病那段时间之后，想了很多。一方面考虑自己是不是要想办法赚钱，一方面也试想经济条件能否允许再买多一套房产做投资。但是两种想法都被现实打压下去了，她现在仍然在家带小孩，作息时间都是跟着孩子走的，能关注的还是只有股市。而房价，她说现在动辄一套房子一两百万元，单是首付对他们这样的家庭来说都不是一笔小数。所以多买一套的想法只能是一个想法，她又想能不能把自己住的那套卖了，在娘家附近再买套大点的，生完孩子到现在她一直住在娘家。一为父母年纪大了住近一点方便照顾，二也为投资保值。想法都挺好，结果一看房子那价格，还是够不着。
这个问题现在依然让罗青忧虑着，毕竟家庭的全部收入来源都在老公那份工资上，一旦这个家庭靠山有点什么冬瓜豆腐的，罗青要怎么面对自己无收入来源还要养一个孩子这样现实的问题呢？
财权在握否？
财政问题还牵涉到家庭收入如何重新分配的问题。鲁迅先生就说：“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相对来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固定的收入来源，仅靠他人供给保证一定的生活质量，是会在心理上变得敏感甚至扭曲的。重回家庭角色的女性，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考量的成分也非常多。有些事情可能未必会成为现实，但不能保证其就没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妥善地平衡，会对家庭生活乃至主妇自身产生巨大的影响。
记者在采访中遇到这样一个例子，W女士，奉子成婚型的婚姻架构，夫妻双方其实在女方发现自己怀孕之前已经分手，后发现怀孕，双方颇有点“被逼回头”的意味。婚后，女方便没有工作，既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家庭财政的支配权，丈夫并不按期提供家用开支，通常是女方提出需要，男方才会支付。而女方在花钱上的需要，多数情况下是在孩子的养育费用方面，自身的日常消费已经压缩得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她的经济状况一度陷于窘迫，连跟朋友外出吃饭，“AA制”的几十元、一百元钱偶尔都会觉得尴尬拿不出来。
而一个人，倘若长时间地处于一种近于“寄人篱下”的状态，精神世界的扭曲是显见的。尤其是面对经济这样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她的心灵会变得异常脆弱，会在本来很正常的与人交往过程中被伤害。W女士告诉记者，曾经有一个时期她与丈夫的关系一度紧张，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问题，还涉及到他们之间的情感问题。但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她的拮据让她产生了难以名状的自卑感，不敢答应朋友的邀约外出吃饭，因为担心自己的钱不够买单，即便她很想跟朋友们聚会，哪怕不跟朋友倾诉自己生活的不顺心，也还可以跟朋友聊聊天叙叙旧；不敢消费任何自己心水的衣裳、鞋、手袋，因为根本无力支付，可是当初，她购买几千元一只的手袋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然后，一旦朋友请客吃饭，她势必要将自己那份钱给回人家。而这在之前的她看来，是根本无所谓的事情，这次你请，下次我请回来就好了。可是现在不一样，她不确定自己能否有这个下次回请人家，还是算清楚比较好。朋友无意中谈到自己刚“血拼”的鞋子包包的时候，她也会觉得人家是在刺激她，因为她消费不起。
Joyce的情况相对好得多，她的丈夫属于“甩手掌柜”，每个月发了工资就划账到Joyce的账上，家庭一应开支由Joyce统一支配。一些日常开销不在话下，如果涉及到更换家庭大件物品甚至装修房子等等的费用，男方如果得空就参与一起，如果忙于工作应酬，便全部由Joyce说了算。
两种全然不同的财权类型，自然导致了两种主妇的心态。Joyce对记者表示，以前没辞职的时候，家里的这些事情也是她在张罗的，但是那时候因为工作牵扯了时间精力，所以有些事情能拖则拖，不能拖的也不会花太多心思去研究。现在辞职在家，时间上的压力没那么大，像装修、给家庭购买保险等等的事项便都随之提上了议事日程。她说他们的家庭现在是标准的“男主外，女主内”，男主人的作用就是在外赚钱以供应家庭各方面的开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