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月15日文章 原题：崛起与革命(作者新加坡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戴尚志)

很多人都谈论过亚洲的崛起，尤其是现在———金融危机刚刚过去，美国和欧洲的中短期前景相当堪忧。但“崛起”这个词却被一些人用来指称自然的和不可抗拒的事物。当我们这样推断未来的增长曲线时，它似乎是平滑的，尽管它的波动幅度其实很大。

此外，一些潜在的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解决，也可能使亚洲的增长偏离轨道。不仅商业和经济领域如此，社会和政治体系亦然。因此，亚洲的崛起并非一帆风顺，我们必须从目前的所见预见到亚洲的改革和诸多革命。

亚洲需要的第一场革命是，各国从休战和共存状态发展为和平与更深入的合作。

从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1998年至2008年)，亚洲建立了一个地区性的生产体系。亚洲内部竞争激烈，尤其是企业之间，但对亚洲国家及其政府而言，现在相互依赖的感觉更为强烈。然而，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掩饰了亚洲国家之间的很多分歧。中国和日本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在涉及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从海岛到山巅，从军事集结到不公平贸易补贴的诸多问题上关系紧张。中国与东盟之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去年南海主权争端再度爆发就是一例。

正如我在自己的新作《独自上路的亚洲：危机后时期同美国危险的分离》(2010年)中所指出的，亚洲的崛起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我们需要进一步培养有关和平与更深入合作的准则与习惯。

亚洲需要的第二场革命是，我们如何认识自己的社会和经济。

现在，亚洲经济侧重于出口生产，其目标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市场。现有亚洲体制所产生的社会结果是，生产主要涉及并惠及亚洲特定的精英阶层，包括专业人士、大型国有企业以及信誉卓著的精英人士和家族，而不是社会大众。

亚洲需要一场革命来改变这些特点。亚洲人必须为本国和本地区的消费增加生产。为此，亚洲企业需要调整重心。从基本产品到奢侈品，它们需要为亚洲人生产而不是在亚洲生产。

亚洲需要的第三场革命是，从生产或制造向创新转型。

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生产体系主要由发达国家的企业建立并为其服务。我们提供了廉价的土地、劳力、资源，还经常提供补贴。而这些企业提供的却是概念、知识产权、工业技术、品牌和销售。

在这个公式中，并非每个部分都获得了相同的定价。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将这种普遍模式比作一张笑脸：最大附加值位于曲线的起点和终点两端，起点是创新和技术，终点是品牌和销售以及客户渠道。亚洲人必须学会开发、保护和利用自己的知识产权，而不是抄袭和非法使用他人的知识产权。

在这三场革命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抑制将亚洲的崛起视为无法抗拒或一帆风顺的冲动。这是一个可能充满变数和激烈竞争的时期。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尽管美国人和欧洲人及其企业也注视亚洲，但该地区不过是众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亚洲成为更多企业首选的战略重心。它们将更加关注亚洲，并在亚洲投入更多的资金、管理的时间和最优秀的人才。

如果亚洲崛起(正如大多数人所预料的那样)，那么这些企业也希望参与其中，并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亚洲人和亚洲企业也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所有人都预言亚洲将崛起。很可能是这样，但谁将在亚洲崛起的过程中胜出———哪些国家？哪些企业？哪些产品？这些问题的答案远非那么确定。

（来源：新华网 编辑：陈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