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明一下，关于标题中为什么只标“钱泳手迹《册封琉球国记略》”，而不称《海国记》？是因为该文献是否一定出自沈复《海国记》，在学术界确实还有争议。有争议当然很正常。如果山西省平遥县人彭令“发现”的是1980年左右出版的一套稀见的小人书，我们相信，关注者绝对不会这么多，质疑之声也不会如此强烈。

学术界的许多重大问题，有质疑并不奇怪，类似之事甚多。如《红楼梦》后四十回是否为高鹗所续就有争议，《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学界也有争议，《西游记》是不是吴承恩所作，质疑之声也时有响起。

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最权威的《文学遗产》期刊，在2010年第6期的头篇，发表了著名《浮生六记》研究专家陈毓罴先生的绝笔之作，虽对钱泳手稿中的《册封琉球国纪略》抄录自沈复《海国记》之说提出了质疑，但他也承认此文作者“记录其亲历之见闻，并非向壁虚造或剿袭拼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琉球此行的一些活动及当时琉球的风土人情，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陈先生的这一论断，在某种程度上，已确立了钱泳手迹《册封琉球国记略》编入教材的坚实基础。中国学术界对该文献的材料来源的质疑，和某些所谓海外中国留学生、学者对其真实性的质疑，明显有本质区别。以学术为目的的质疑，并不否认其文物的真实性和文献的史料价值，对于将钱泳手迹《册封琉球国记略》确认为保钓宣传材料并无异词；而海外的某些所谓的质疑，则是从根本上否认其文物的真实性，背后显然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至于有极个别人，把清人钱泳抄录的琉球文献，与“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揭露的民国人伪作混为一谈，这种情况有如把清代人的《记事珠》，硬要说成是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记事珠”。对于这类连基本情况都没有搞清楚的“焦点”、“评论”、“关注”等等，我们大多可以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