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必要在经济和军事上与中国共同尊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即是所谓“21世纪和平与新型战略建构”以及“冲击传统做法的大胆尝试”。如此方能修复在美国经济危机中受挫的资本市场。此项举措当为长久之计。美国也同样有必要使中国官民相信广播美国式人权是源于美国人民高尚的初衷。

奥巴马入主白宫之时，Fareed Zakaria在新闻周刊中就指出，美国尊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在处理与中国“复杂”关系时有必要做出的重要改变。这是解决实现世界和平，共荣与人权这一问题的意外之举。

美国现行政策在与事关中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问题上与中方产生冲突，与此同时美方却仍在寻求与中方在事关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关键问题上的合作。他们使中国决策者难以在为中国人民负责的同时还协助美国决策者履行对美民众的职责。美国决策者一方面持冲突政见，一方面又寻求合作的处理之道是极为复杂并且对双方行之不公的。一个更为简单且公平的合作途径才能行之有效并使各国受益。

在美国三届民主党与三届共和党的执政期间，中国三代领导人通过单方面履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建立21世纪中美两国军事与经济同盟奠定了基础。三十年来，与其说是美国领导人赋予中国的和平的保证，不如说是中国领导人对和平的强大意愿保证了彼此间的和平。

中国决策者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份无价的国家安全资产。这是美国所拥有的最有效也是最被忽视的防御资产。而这笔资产还是免税的。不尊崇占世界人口22%的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将势必会损害美国以及所有国家的经济和国家安全。

对美国决策者来说，是时候与中国保持一致了。因为在一个“发展伙伴关系的新时代”，有必要使21世纪的中美在经济和国家安全上趋于一致，使美国与中国军事和经济同盟的机制下贯彻和平共处五项条约。只有如此，才能使美国决策者重新恢复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以巩固美国全球领导者的感召力，以维护美国渴望推广人权的道德权威。

21世纪以来，美国决策者并不信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所信任的是实质并不安全的国家安全以及无法持续的经济战略。因此，美国并没有取得经济和国家安全，尽管他们拥有194个国家中最强大的经济体，和超过全世界百分之五十的总军用资产和军费开支。

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共处原则，并因此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成功，在与各国交往中和平相处。尽管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尽管其人均收入大约是美国的百分之十二，中国却能够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并且是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且能够以少于美国百分之十二的军费开支抵御侵犯，维护国家安全。

中国人口是美国的5倍有多，其经济体也有可能变得比美国还要大。在全球经济危机前的三十年，中国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持续增长，是美国经济增速的两到三倍。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在2008和2009两年中，中国GDP年增长率仍达到8.2%和8.7%。这个世界正在迅速变革，中国和美国必须快速长期地使她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走向一致。这要求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和最大的经济体现在必须成功奉行和平共处原则。

正如美国决策者的定义：在不实行和平共处原则的国际体系下，美国决策者一直将重点放在尝试劝说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中国相反则正在论证嵌入联合国宪章下的和平共处原则，并能使此原则顺利实施。而美国决策者恰恰在起草宪章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实行和平共处原则使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通过提高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占全球65亿人口中的大部份储蓄额而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由八部新型美中伙伴关系系列丛书中论述的种种原因得出，美国决策者只有协助中国当政者创造一个新型合作的文明世界，即中国称之为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美国才能够取得经济与国家安全，并在全球成功传播人权之理念。

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Paul Kennedy曾断言在未来几十年中，占世界人口5.6%的美国正在经历从1945年拥有全球财富份额45%锐减为据他估计16%到18%的过程。他认识到如果美国以提高防御开支来应对外部挑战，以削减现有社会开支来应对财政预算危机，那么美国将有触发最终政治反抗的风险。他在1986年提道，“这将使我们无可避免的引向缓慢增长的经济与高额防御开支的脆弱关系之中……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时期防御开支分别为10%和9%，而当时美国在全球生产和财富所占的相对份额大抵是今天的两倍，并且当时的美国经济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高科技制造业都没有面临今天的挑战。” 在《大国的兴衰》一书出版之后，美国决策者所做的无非是通过使用美国存款和外债来增加美国的军费和社会支出。这一无法持续的权益之计在2008年引发了一场不言而喻的危机，美国决策者却仍试图通过借贷和使用更多的美国存款来控制这场危机。

这只是权宜之计，花费了一些本该用来制定和实施新型美国经济和军事政策的时间。这就亟需中美在经济和军事关系中进行一次具有长期性且至关重要的改善。美国20世纪的成功已经开始逐步瓦解。美国的经济危机必须以新的政策来进行迅速修补，否则局面将无法收拾。现有的美国政策和战略无法做到这一点。

中国在经济和国家安全上取得的成果，部分上是由于中国单方面奉行和平共处原则。美国传统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模式与战略没有防止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陷入危机，也无法解决当前问题，

奥巴马总统必须“实事求是”，寻求非传统的经济方略、外交政策及防御战略。从而将美国从经济崩溃的边缘救回。这正是邓小平从1978年开始成功通过与美国和其他所有国家实行经济和军事上的和平共处原则所实现的。

今天美国的联邦赤字、债务以及使用存款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2009年，18%的美国联邦预算用在了军事开支上。保罗肯尼迪在1986年警告，如果美国继续将7%或者更多的GDP用在防御开销上，而其它国家在军费开销维持在一个远远小于美国的比例，那么美国用于民用投资、商业研究发展的可供资金就会减少，并将从消费者产品研发的世界市场中转移走更多的科学家。他认为这样一来显而易见的是，与那些“致力于市场，却并不如此热心将资源转用于防御”的国家相比，美国在世界制造业所占的份额定会持续下跌，经济增长也会放缓”。

肯尼迪说，“这些趋势让美国长期深陷两难境地。仅仅因为他是全球的超级大国，与地区强国如日本或德国比起来，有着更加广泛的军事义务，这就要求有一个更为强大的防御力量。就像当年的西班牙帝国，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不列颠王国。在武器装备方面的低投资，对像美国一样能力范围延伸全球的大国来说，可能会让这个国家觉得在任何地方都容易遭到伤害；然而在武器方面的大规模投资，在短期内是会带来更大的安全性；而从长远着眼，却可能会侵蚀美国经济的商业竞争力，继而导致这个国家的安全度降低。”

《大国的兴衰》的分析加强了中国决策者对邓小平的中国对外投资开放和不过分投资军事资产政策的决心。美国的决策者只有在中美文明合作的新时代下，通过使中美经济和国家安全趋于一体，才能为自己解决当前这场肯尼迪25年前就指明的危机。

（作者：约翰·米勒-怀特 美中伙伴关系研究中心和美中合作基金会主席；戴敏 美中伙伴关系研究中心和美中合作基金会总裁 翻译: 谭斯多 黄思维 编辑：陈笛）

本文原文为英文，翻译后略有删节和编辑。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