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9月24日到25日，第三次G20峰会在美国匹兹堡召开。出人意料的是，东道主奥巴马开始正面主张重建全球经济新秩序，倍受关注。

众所周知，二战后的世界经济秩序，事实上就是“美国秩序”，而且长期以来，美国一向不喜欢听发展中国家的重建新秩序。如今，奥巴马反而自我主张新秩序，难道真的要彻底“改变”传统，还是背后另有玄机？或许看一下事实，就会发现奥巴马的新秩序并不那么简单。

首先，危机后，世界政治力量格局巨变，美国霸权地位相对衰弱，而作为其主要对手，欧盟的区域优势日趋明显，欧元的国际货币潜力持续上升，美欧不相伯仲。

另方面，随着全球经济支点东移亚太，尤其是，中俄印等新兴国快速崛起，亚欧大陆活力涌动，在美欧两大体系之外，一个多边的、内涵多样性的区域框架呼之欲出。在此，作为美国亚太地区的核心盟国，日本虽是太平洋西岸唯一的世界级经济发达国家，日元也是唯一的国际货币，日本资金更是该地区主要的投资财源，为日本主导区域框架建设提供了先天优势，但同时，中俄印等新兴国各有人口、市场和资源等规模优势，具备经济崛起，并转化为地区政治主导优势的条件。中俄印三大货币有赶超日元，主导地区货币体系的综合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日本的地区支柱地位渐趋矮小化，无力单独支撑美国的亚太大战略。为此，美国必须找到有利于维护其亚太利益的新伙伴。显然，顺应中俄印乃至东盟等新兴国的新秩序论，构建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不失为一种低成本的选项。

其次，迎合“大众”，顺水推舟，用美国方案改革国际金融制度。金融危机后，世界上掀起了两种思潮，一是以德法为主导的“金融机构道德败坏论”，主要依据是，金融自由化下，巨型银行高管的“绩效薪酬制”助长了“冒险金融家”，“年轻的金融精英”背离商业道德，不顾风险甄别，见利忘义，是导致金融系统风险的祸根之一。因此，主张不惜动用政府权力，严控高管薪酬。二是新兴国主张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的发言权，确保世界经济秩序的公正合理性，使IMF改革成为危机后最具影响力的思潮。

对于奥巴马而言，动用政府权力，管制银行高管薪酬，无异于自我否定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不可避免地将面临华尔街金融精英，及其背后的政治重镇的抵制，搞不好，可能危及其执政地位。但从另一面看，若正面迎击法德“道义强攻”，又恐将面临更大的国际政治风险。同时，鉴于眼下美国主要金融机构的营业状况好转，部分金融机构开始偿还政府资金，只要美国的公共资金及时撤出，政府即可找回“不干预民间经营权”的借口，不必承担管制薪酬的责任。权衡利弊，奥巴马选择了迎合法德，顺势而为的做法，高唱管制，借势推出早在6月就已备好的“金融监管改革案”，抢占金融改革制高点。

而关于IMF改革，奥巴马更是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公正”，积极主张给中国、印度等出资权和发言权，以图破解欧盟主导IMF，顺势拿回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权。

其三，大声主张“纠正世界经济失衡论”，健全美国经济新体制，推卸危机责任。最近，美国民主党的传统智囊、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腾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称，改变“消费主导的负债经营方式”，走“增加储蓄和促进投资”双轨道路，有利于健全美国经济体制。危机前，美国的经常收支赤字约占GDP的6%左右，继续依赖海外资金，美国经济将失去主动权。奥巴马公开主张“纠正世界经济失衡”，重建全球经济新秩序，有利于美国顺势要求中国等扩大内需，减少对美出口，重振美国制造业。

另一方面，“纠正世界经济失衡”的潜台词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世界经济失衡，而不是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毛病；而世界经济失衡的主因在于新兴国经济的出口导向模式。由此，美国便又可顺势将危机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事实上，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萨默斯主张的“从消费到出口和投资型经济结构改革”，并没有否定使用“汇率波动”手段，调解国际收支失衡。正如伯格斯腾所指出的，所谓的“纠正经济失衡”，重建世界经济新秩序，并不是不用人民币升值手段，而是通过“不提人民币升值”，追求“人民币升值的同等效果”。可见，奥巴马的新秩序论充满了顺势而为的“太极哲学”，恐将为美国重新夺回世界经济秩序主导权奠定不可或缺的新基础。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刘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