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消息：国际反华势力借奥运火炬传递制造事端，使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一些差异得到了更多的暴露，也给了我们一个重新思考中国与西方关系的重要机会。中西之间有些差异本来就存在，平时可能不那么显露，但一旦遇到风浪就会凸显而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双方可能很难说服对方，这些差异仍将继续存在。

西方一些人漠视中国在过去３０年发生的历史性巨变，他们在潜意识中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华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远超过冷战思维，远超过政治制度的差别，而带有“西方文明优越”、“文明冲突”的色彩，甚至夹杂着在西方阴魂不散的种族主义“黄祸”思想。这些思想都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改变的。

西方某些人对“藏独”或明或暗的支持还表明，地缘政治的时代并没有结束。法国《费加罗报》在不久前的一篇社论中说，这种西方的民族主义是与西方自视为普遍性的原则所背道而驰的。在外交辞令上，一些西方国家不得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学术和话语体系，又不断地制造“中国和西藏”、“中国人和西藏人”的对立。许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宁愿别人叫他们“汉学家”，而不愿意被叫做“中国问题专家”。在西方许多大学，“汉学”和“藏学”是分开的。西藏的地缘政治价值决定了，许多西方战略家是不会轻易让西藏淡出他们的思考框架的。

我们还看到，中国与西方之间强大的经济关系也不一定能降低反华的调门。当然，中国与西方共存在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中，那些与中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的势力，确实不得不顾及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但是，政治与经济是两种逻辑。仅仅具有共同利益，远不能使中西关系免除重大危机。在可遇见的未来，不仅由于政治、价值的分歧，而且由于文化和文明，以及人口的差异，中西关系难免因为西方利用中国的国内问题而再次陷入僵局。

20年前，西方在两线“作战”：与苏联集团仍然进行着最后的冷战；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咄咄逼人的市场“攻势”，西方竭力“打击日本”。20年以后，冷战早成历史，尽管这个世界强国群雄并起，但西方却仅把中国作为政治上的主要对手。尽管日本仍然为亚洲最强大的经济，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经济也增长迅速，西方却不再把日本或者印度当作经济对手，中国似乎已经取代了日本，成为西方的主要经济对手。于是，当今的中国承受着两种来自西方的巨大压力：一是政治压力；二是经济压力。

中国崛起树大招风。西方目前对华的消极心态与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判断，以及由此带来的恐惧有密切关系。西方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在冷战结束后逐步出现，发展到今天，似乎已成定论。其实，一个13亿人口国家的经济规模，相当于只有六七千万人口的英国或者法国，说明的并不是什么崛起，而是中国与西方巨大的差距。对中国人来说，人均2000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不过是世界上许多先走一步的发展中国家10多年前就有的成就。遗憾的是，西方质疑这一结论的不多，恐惧中国崛起的却占了多数。于是，各种各样的应付中国崛起的方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对付中国崛起的政策付诸实行了。

那么，对于西方的压力，应当如何应对呢？我们需要一个成熟的长期战略。这次中西冲突，应该成为中西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据理驳斥西方的指责和顶住西方的无理压力的同时，我们也要通过新的方式主动修补与西方的关系。这种修补不是就事论事的协调，实际上，对很多原则性的重大问题，中西方之间仍存在分歧。比如，中国强调维护一国的主权完整，而近年来，西方很多人却热衷于谈论“有限主权”。因此，对一些影响中西关系的根本分歧进行坦率沟通是十分有必要的。这种沟通未必一下子能缩小多少差异，但却能有效管理分歧，甚至能避免危机。

不仅如此，我们要主动地争取西方了解中国、愿意接触和合作的力量。西方绝非铁板一块，外交潜力巨大。中西关系的积极方面在过去30年是一个主流，但仍需要通过巨大的努力进一步改善。修补关系的方式方法也一定要创新。要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就要把对西方工作的重点从国家领袖，政府和政客转到社会、民间、集团、个人、机构和媒体等非政府、非官方力量上来。

此外，外交策略也需要调整，应当进一步发展与“非西方”世界的关系。今后，中国外交要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要全方位地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为此，中国需要制定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新亚非拉战略”。（来源：环球时报 庞中英作者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编辑：刘一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