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执其两端而用中
新京报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出生于1933年8月7日，1965年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
她在上世纪80年代出任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主席，1997年度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她现在是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同时担任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共同所长，制度、人口与环境变迁研究中心共同主任。
奥斯特罗姆对真实世界里的各类自组织模式的广泛考察，使得她具备超越一般经济学家的视野，提出“多中心治理”理论。奥斯特罗姆研究表明，通过私人合作来管理“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是可以成功的。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有无数中间状态，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自组织的集体行动正在有效运行。
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的学生列维特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奖之后，写了一篇博客，声称自己之前从来没有听过奥斯特罗姆的名字。列维特甚至暗示，奥斯特罗姆的获奖会让经济学界恨得咬牙，因为这就相当于让一位政治学家挤占了经济学家的诺奖名额。
让我们原谅列维特吧，奥斯特罗姆获奖是实至名归的。其他学科的学者挤占诺贝尔经济学奖名额这件事情不是没发生过，2002年获奖的卡尼曼是心理学家，1998年的阿马蒂亚·森是一位伦理学家，1993年的福格尔是历史学家。更不用提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1986年的布坎南了，他的身份也很难单纯认定为经济学家。另外，但愿列维特不是嫉妒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首次颁奖给女性。
真实世界比想象得要复杂。奥斯特罗姆显然秉承了199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伟大传统，对真实世界里的各类自组织模式的广泛考察，使得她具备超越一般经济学家的视野，连接起波兰尼的“社会秩序理论”，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的核心就是，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两个极端之间，存在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并且能有效率的运行。她和她的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所建立的“多中心研究网络”已经遍及世界各国，他们建立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在国际政治学界、行政学界以及经济学界都有重要的影响。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多中心治理、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民主制行政理论以及“公共池”类资源的自主治理理论，都是其重要的学术贡献。
如果说真有什么让人吃惊的话，那就是何以妻子获奖丈夫受冷落。因为其实是夫妻两人合作调查了洛杉矶的水资源协会和尼泊尔的农地灌溉系统，这是一系列后续实地案例研究的起点。
奥斯特罗姆获奖后，有友人要我们学经济的用一句话概括下诺奖得主的贡献，我当时就写道：不同制度如何影响公共选择形成集体行动。实际上，也可以概括成“公共物品或服务如何通过自主治理获得成功”。
所谓“公共物品”，大体是说使用的时候不具备排他性，也就是我用不影响你用，简单的例子是路灯并不会因为照亮了我的路就不照亮你的路。这就容易导致一个问题，既然人人可以用并且几乎不用出什么成本，一旦有人提供了其他人就可以搭便车，那么理论上就没有人愿意首先提供。或者说对于一块“公地绿地”，如果不受约束又无须承担成本，那么理性的牧民都会倾向于多放牧，结果导致绿地变沙地，出现所谓“公地悲剧”。
如何防止公地悲剧呢？之前的说法是要么政府通过设置限制政策加以管制，要么就是将产权划归私人经营。奥斯特罗姆通过脚踏实地的研究，表明通过私人合作来管理“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是可以成功的。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一书中，奥斯特罗姆对“公地悲剧”、“囚徒理论”和“集体行动逻辑”等理论的探讨，就揭示了上述朴素的道理，也就是说在特定社会里的人，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缔结不同的合约来进行有效自治。
也许有人会说，奥斯特罗姆是不是潜在的为集体主义或者其他形式的集权辩护。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当中重要的一条是“自治之道”。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带给奥斯特罗姆的启发是，需要“执其两端而用中”的“中庸之道”。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有无数中间状态，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自组织的集体行动正在有效运行。
但如何判定这些中庸之道的适用情境，的确构成奥斯特罗姆的一个挑战。比如说以色列可以将消防私有化，在北京就不一定适用；而日本城市保洁街道维修等服务采用政府向私人企业购买的形式，则被各国城市广泛接受。也就是说，公用事业民营化有些可以学习，而有些却不能。
不过，这或许是实践者的任务，只有他们才能体察到制度的细节之处，从而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治理模式。而对于奥斯特罗姆这样的学者而言，指出在私有化和国有化的两极之间存在其他的可行自治道路，就足够激发更多的学术研究空间了。
（上海 学者）
奥斯特罗姆：实至名归的意外之喜
国际金融报
谁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这个名字，不仅媒体，就连许多经济学家都感到陌生。在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前，从路透社到哈佛大学甚至是英国热门博彩公司的竞猜中，这个名字从未出现过。美国《商业周刊》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在其专栏中开门见山地坦承，在该奖项宣布前“从未听说过”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在一片惊讶声中，世界上首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诞生了。
结果公布后大约3个小时，奥斯特罗姆教授所在的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室才匆匆在网站上发布了获奖声明，此时所有媒体采访事宜已交由校方统一安排，但校方新闻发布会“具体时间却仍然未定”。因此，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当地媒体出现在一个半小时之后的发布会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记者后来通过网络视频了解到，发布会持续了约23分钟，76岁的奥斯特罗姆教授身着红色大花针织衫，齐耳白发随意梳在脑后，一副玳瑁边大眼镜，未语先笑，嗓音柔和喜悦，在身旁西装革履、一脸严肃的印第安纳大学校长麦克麦洛比的映衬下更像是一位慈祥的老奶奶。一位记者提问时直言“恕我冒昧，您看起来真的就像一个‘可爱的小老太太’，而非经济学家”。
但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眼中，这位笑眼弯弯、声音悦耳的“小老太太”，过去40多年致力于研究“人类与自然资源的互动”，并以其“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挑战了认为公共资源只能由政府管理或被私有化的传统理论，她同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奥利弗·威廉森一道，将经济管理研究从科研的边缘推进到前沿，因而同获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分享约140万美元的奖金。
无疑，在整个世界仍然沉浸在金融危机带来的阵痛中时，人们既对市场自我调节失去信心，又不能对政府干预予以完全信任，美国医疗改革之艰难、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之争论均源于此，而诺贝尔奖对奥斯特罗姆的垂青可谓“恰逢其时”。
据奥斯特罗姆的学生介绍，获奖后半个小时，她的电子邮箱里就涌入了300多封邮件，大多是来自媒体的采访要求。“大家都很兴奋，不过除此之外，今天没有什么不同，课程和研究照计划进行，教授很快就会回到我们中间。”在奥斯特罗姆教授指导下主攻教育领域公共政策研究的学生告诉记者。
有记者问，奥斯特罗姆教授在清晨得知获奖后，对同是政治经济学家的丈夫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醒醒”，老太太只是简单地笑答.
毛寿龙：奥斯特罗姆得奖，水到渠成
搜狐财经 毛寿龙 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2009年10月12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有朋友告诉我，国内很多财经媒体感到不解，评论说，2009年很多人认为是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都落选了，而黑马却得到了奖励。
还有财经记者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政治学家，在国内没有啥介绍，很多人对她的贡献不是很了解，得诺贝尔奖，是一匹黑马。
其实，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点也不令人奇怪。有很多强有力的证明：
1.她的很多朋友，都得了诺贝尔奖了。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布坎南。奥斯特罗姆创建的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中心，以及William Riker的中心，是公共选择的三大学派。作为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的创始性代表人物，得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情。
2.她和他的丈夫的学术贡献，已经让他们俩获得了很多重要奖项。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民主制行政的行政理论、多中心的秩序理论、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分析框架，公共经济理论，还有公共事物的自主治理论，都可以让他们获得各种奖励。
3.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他的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在学术上是合作生产的，他们俩的学生从来都是分不开的。文森特90岁高龄了，他的贡献主要在政治学和行政学。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学术贡献则走向了经济学，在诺斯的国家理论、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和科斯的企业理论之外，分析了公共事物（公池资源）的自主治理之道。这一理论有深厚新时代的政治理论基础，也有深厚的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理论基础，而且具有很深厚的实证研究基础。得诺贝尔奖的学术贡献，我认为并不是他们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只能算是他们对经济学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埃莉诺即使不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学术贡献，对经济学来说，也具有重要价值，可以与诺贝尔奖获得者齐名。显然，其得诺贝尔奖，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4.埃莉诺和文森特夫妇俩所建立的政治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反映了其workshop的理念，老师和学生，包括实践者，一起学习，一起研究，一起工作，着眼于政策建议，着眼于学术创新，开展实践性和理论性很强的学术和政策分析活动。他们俩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把毕生的积蓄和养老金，都用于研究所的基金，而且还广泛接受全世界的访问学者和学生，在国际上都有合作研究，在尼泊尔、非洲、拉丁美洲，都有他们的足迹，和合作者，对于很多国家的政策实践和研究，都有很深远的影响。
5.奥斯特罗姆夫妇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早就非常著名了，他们的重要著作基本都翻译成了中文，剩下的也在准备出版。政治学、行政学和经济学，乃至社会学的学者和学生，他们的著作都是必读的，引用率很高。查“奥斯特罗姆”，中文网上的影响早就很大了。他们1997年来过中国，访问杭州的杭州大学和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2007年夏天在北京呆了一个月。2009年夏天，埃莉诺来北京一个星期。他们非常关心中国，最近很多中国学者和学生去workshop学习，每年都有好几个，今年中国的访问学者和学生在workshop的，就有5个。他们对中国的一些官员也有影响。最近中央国家机关读书，还把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他们的著作列为阅读书目。说明，他们的著作，对于中国的政策实践，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这么有成就，这么有影响，这么富于学术、实践的网络组织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么大牌的学者，怎么说是黑马呢？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执其两端而用中
新京报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出生于1933年8月7日，1965年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
她在上世纪80年代出任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主席，1997年度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她现在是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同时担任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共同所长，制度、人口与环境变迁研究中心共同主任。
奥斯特罗姆对真实世界里的各类自组织模式的广泛考察，使得她具备超越一般经济学家的视野，提出“多中心治理”理论。奥斯特罗姆研究表明，通过私人合作来管理“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是可以成功的。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有无数中间状态，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自组织的集体行动正在有效运行。
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的学生列维特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奖之后，写了一篇博客，声称自己之前从来没有听过奥斯特罗姆的名字。列维特甚至暗示，奥斯特罗姆的获奖会让经济学界恨得咬牙，因为这就相当于让一位政治学家挤占了经济学家的诺奖名额。
让我们原谅列维特吧，奥斯特罗姆获奖是实至名归的。其他学科的学者挤占诺贝尔经济学奖名额这件事情不是没发生过，2002年获奖的卡尼曼是心理学家，1998年的阿马蒂亚·森是一位伦理学家，1993年的福格尔是历史学家。更不用提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1986年的布坎南了，他的身份也很难单纯认定为经济学家。另外，但愿列维特不是嫉妒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首次颁奖给女性。
真实世界比想象得要复杂。奥斯特罗姆显然秉承了199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伟大传统，对真实世界里的各类自组织模式的广泛考察，使得她具备超越一般经济学家的视野，连接起波兰尼的“社会秩序理论”，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的核心就是，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两个极端之间，存在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并且能有效率的运行。她和她的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所建立的“多中心研究网络”已经遍及世界各国，他们建立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在国际政治学界、行政学界以及经济学界都有重要的影响。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多中心治理、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民主制行政理论以及“公共池”类资源的自主治理理论，都是其重要的学术贡献。
如果说真有什么让人吃惊的话，那就是何以妻子获奖丈夫受冷落。因为其实是夫妻两人合作调查了洛杉矶的水资源协会和尼泊尔的农地灌溉系统，这是一系列后续实地案例研究的起点。
奥斯特罗姆获奖后，有友人要我们学经济的用一句话概括下诺奖得主的贡献，我当时就写道：不同制度如何影响公共选择形成集体行动。实际上，也可以概括成“公共物品或服务如何通过自主治理获得成功”。
所谓“公共物品”，大体是说使用的时候不具备排他性，也就是我用不影响你用，简单的例子是路灯并不会因为照亮了我的路就不照亮你的路。这就容易导致一个问题，既然人人可以用并且几乎不用出什么成本，一旦有人提供了其他人就可以搭便车，那么理论上就没有人愿意首先提供。或者说对于一块“公地绿地”，如果不受约束又无须承担成本，那么理性的牧民都会倾向于多放牧，结果导致绿地变沙地，出现所谓“公地悲剧”。
如何防止公地悲剧呢？之前的说法是要么政府通过设置限制政策加以管制，要么就是将产权划归私人经营。奥斯特罗姆通过脚踏实地的研究，表明通过私人合作来管理“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是可以成功的。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一书中，奥斯特罗姆对“公地悲剧”、“囚徒理论”和“集体行动逻辑”等理论的探讨，就揭示了上述朴素的道理，也就是说在特定社会里的人，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缔结不同的合约来进行有效自治。
也许有人会说，奥斯特罗姆是不是潜在的为集体主义或者其他形式的集权辩护。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当中重要的一条是“自治之道”。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带给奥斯特罗姆的启发是，需要“执其两端而用中”的“中庸之道”。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有无数中间状态，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自组织的集体行动正在有效运行。
但如何判定这些中庸之道的适用情境，的确构成奥斯特罗姆的一个挑战。比如说以色列可以将消防私有化，在北京就不一定适用；而日本城市保洁街道维修等服务采用政府向私人企业购买的形式，则被各国城市广泛接受。也就是说，公用事业民营化有些可以学习，而有些却不能。
不过，这或许是实践者的任务，只有他们才能体察到制度的细节之处，从而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治理模式。而对于奥斯特罗姆这样的学者而言，指出在私有化和国有化的两极之间存在其他的可行自治道路，就足够激发更多的学术研究空间了。
（上海 学者）
奥斯特罗姆：实至名归的意外之喜
国际金融报
谁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这个名字，不仅媒体，就连许多经济学家都感到陌生。在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前，从路透社到哈佛大学甚至是英国热门博彩公司的竞猜中，这个名字从未出现过。美国《商业周刊》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在其专栏中开门见山地坦承，在该奖项宣布前“从未听说过”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在一片惊讶声中，世界上首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诞生了。
结果公布后大约3个小时，奥斯特罗姆教授所在的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室才匆匆在网站上发布了获奖声明，此时所有媒体采访事宜已交由校方统一安排，但校方新闻发布会“具体时间却仍然未定”。因此，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当地媒体出现在一个半小时之后的发布会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记者后来通过网络视频了解到，发布会持续了约23分钟，76岁的奥斯特罗姆教授身着红色大花针织衫，齐耳白发随意梳在脑后，一副玳瑁边大眼镜，未语先笑，嗓音柔和喜悦，在身旁西装革履、一脸严肃的印第安纳大学校长麦克麦洛比的映衬下更像是一位慈祥的老奶奶。一位记者提问时直言“恕我冒昧，您看起来真的就像一个‘可爱的小老太太’，而非经济学家”。
但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眼中，这位笑眼弯弯、声音悦耳的“小老太太”，过去40多年致力于研究“人类与自然资源的互动”，并以其“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挑战了认为公共资源只能由政府管理或被私有化的传统理论，她同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奥利弗·威廉森一道，将经济管理研究从科研的边缘推进到前沿，因而同获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分享约140万美元的奖金。
无疑，在整个世界仍然沉浸在金融危机带来的阵痛中时，人们既对市场自我调节失去信心，又不能对政府干预予以完全信任，美国医疗改革之艰难、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之争论均源于此，而诺贝尔奖对奥斯特罗姆的垂青可谓“恰逢其时”。
据奥斯特罗姆的学生介绍，获奖后半个小时，她的电子邮箱里就涌入了300多封邮件，大多是来自媒体的采访要求。“大家都很兴奋，不过除此之外，今天没有什么不同，课程和研究照计划进行，教授很快就会回到我们中间。”在奥斯特罗姆教授指导下主攻教育领域公共政策研究的学生告诉记者。
有记者问，奥斯特罗姆教授在清晨得知获奖后，对同是政治经济学家的丈夫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醒醒”，老太太只是简单地笑答.
毛寿龙：奥斯特罗姆得奖，水到渠成
搜狐财经 毛寿龙 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2009年10月12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有朋友告诉我，国内很多财经媒体感到不解，评论说，2009年很多人认为是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都落选了，而黑马却得到了奖励。
还有财经记者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政治学家，在国内没有啥介绍，很多人对她的贡献不是很了解，得诺贝尔奖，是一匹黑马。
其实，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点也不令人奇怪。有很多强有力的证明：
1.她的很多朋友，都得了诺贝尔奖了。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布坎南。奥斯特罗姆创建的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中心，以及William Riker的中心，是公共选择的三大学派。作为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的创始性代表人物，得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情。
2.她和他的丈夫的学术贡献，已经让他们俩获得了很多重要奖项。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民主制行政的行政理论、多中心的秩序理论、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分析框架，公共经济理论，还有公共事物的自主治理论，都可以让他们获得各种奖励。
3.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他的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在学术上是合作生产的，他们俩的学生从来都是分不开的。文森特90岁高龄了，他的贡献主要在政治学和行政学。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学术贡献则走向了经济学，在诺斯的国家理论、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和科斯的企业理论之外，分析了公共事物（公池资源）的自主治理之道。这一理论有深厚新时代的政治理论基础，也有深厚的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理论基础，而且具有很深厚的实证研究基础。得诺贝尔奖的学术贡献，我认为并不是他们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只能算是他们对经济学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埃莉诺即使不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学术贡献，对经济学来说，也具有重要价值，可以与诺贝尔奖获得者齐名。显然，其得诺贝尔奖，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4.埃莉诺和文森特夫妇俩所建立的政治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反映了其workshop的理念，老师和学生，包括实践者，一起学习，一起研究，一起工作，着眼于政策建议，着眼于学术创新，开展实践性和理论性很强的学术和政策分析活动。他们俩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把毕生的积蓄和养老金，都用于研究所的基金，而且还广泛接受全世界的访问学者和学生，在国际上都有合作研究，在尼泊尔、非洲、拉丁美洲，都有他们的足迹，和合作者，对于很多国家的政策实践和研究，都有很深远的影响。
5.奥斯特罗姆夫妇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早就非常著名了，他们的重要著作基本都翻译成了中文，剩下的也在准备出版。政治学、行政学和经济学，乃至社会学的学者和学生，他们的著作都是必读的，引用率很高。查“奥斯特罗姆”，中文网上的影响早就很大了。他们1997年来过中国，访问杭州的杭州大学和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2007年夏天在北京呆了一个月。2009年夏天，埃莉诺来北京一个星期。他们非常关心中国，最近很多中国学者和学生去workshop学习，每年都有好几个，今年中国的访问学者和学生在workshop的，就有5个。他们对中国的一些官员也有影响。最近中央国家机关读书，还把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他们的著作列为阅读书目。说明，他们的著作，对于中国的政策实践，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这么有成就，这么有影响，这么富于学术、实践的网络组织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么大牌的学者，怎么说是黑马呢？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执其两端而用中
新京报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出生于1933年8月7日，1965年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
她在上世纪80年代出任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主席，1997年度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她现在是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同时担任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共同所长，制度、人口与环境变迁研究中心共同主任。
奥斯特罗姆对真实世界里的各类自组织模式的广泛考察，使得她具备超越一般经济学家的视野，提出“多中心治理”理论。奥斯特罗姆研究表明，通过私人合作来管理“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是可以成功的。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有无数中间状态，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自组织的集体行动正在有效运行。
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的学生列维特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奖之后，写了一篇博客，声称自己之前从来没有听过奥斯特罗姆的名字。列维特甚至暗示，奥斯特罗姆的获奖会让经济学界恨得咬牙，因为这就相当于让一位政治学家挤占了经济学家的诺奖名额。
让我们原谅列维特吧，奥斯特罗姆获奖是实至名归的。其他学科的学者挤占诺贝尔经济学奖名额这件事情不是没发生过，2002年获奖的卡尼曼是心理学家，1998年的阿马蒂亚·森是一位伦理学家，1993年的福格尔是历史学家。更不用提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1986年的布坎南了，他的身份也很难单纯认定为经济学家。另外，但愿列维特不是嫉妒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首次颁奖给女性。
真实世界比想象得要复杂。奥斯特罗姆显然秉承了199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伟大传统，对真实世界里的各类自组织模式的广泛考察，使得她具备超越一般经济学家的视野，连接起波兰尼的“社会秩序理论”，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的核心就是，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两个极端之间，存在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并且能有效率的运行。她和她的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所建立的“多中心研究网络”已经遍及世界各国，他们建立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在国际政治学界、行政学界以及经济学界都有重要的影响。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多中心治理、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民主制行政理论以及“公共池”类资源的自主治理理论，都是其重要的学术贡献。
如果说真有什么让人吃惊的话，那就是何以妻子获奖丈夫受冷落。因为其实是夫妻两人合作调查了洛杉矶的水资源协会和尼泊尔的农地灌溉系统，这是一系列后续实地案例研究的起点。
奥斯特罗姆获奖后，有友人要我们学经济的用一句话概括下诺奖得主的贡献，我当时就写道：不同制度如何影响公共选择形成集体行动。实际上，也可以概括成“公共物品或服务如何通过自主治理获得成功”。
所谓“公共物品”，大体是说使用的时候不具备排他性，也就是我用不影响你用，简单的例子是路灯并不会因为照亮了我的路就不照亮你的路。这就容易导致一个问题，既然人人可以用并且几乎不用出什么成本，一旦有人提供了其他人就可以搭便车，那么理论上就没有人愿意首先提供。或者说对于一块“公地绿地”，如果不受约束又无须承担成本，那么理性的牧民都会倾向于多放牧，结果导致绿地变沙地，出现所谓“公地悲剧”。
如何防止公地悲剧呢？之前的说法是要么政府通过设置限制政策加以管制，要么就是将产权划归私人经营。奥斯特罗姆通过脚踏实地的研究，表明通过私人合作来管理“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是可以成功的。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一书中，奥斯特罗姆对“公地悲剧”、“囚徒理论”和“集体行动逻辑”等理论的探讨，就揭示了上述朴素的道理，也就是说在特定社会里的人，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缔结不同的合约来进行有效自治。
也许有人会说，奥斯特罗姆是不是潜在的为集体主义或者其他形式的集权辩护。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当中重要的一条是“自治之道”。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带给奥斯特罗姆的启发是，需要“执其两端而用中”的“中庸之道”。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有无数中间状态，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自组织的集体行动正在有效运行。
但如何判定这些中庸之道的适用情境，的确构成奥斯特罗姆的一个挑战。比如说以色列可以将消防私有化，在北京就不一定适用；而日本城市保洁街道维修等服务采用政府向私人企业购买的形式，则被各国城市广泛接受。也就是说，公用事业民营化有些可以学习，而有些却不能。
不过，这或许是实践者的任务，只有他们才能体察到制度的细节之处，从而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治理模式。而对于奥斯特罗姆这样的学者而言，指出在私有化和国有化的两极之间存在其他的可行自治道路，就足够激发更多的学术研究空间了。
（上海 学者）
奥斯特罗姆：实至名归的意外之喜
国际金融报
谁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这个名字，不仅媒体，就连许多经济学家都感到陌生。在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前，从路透社到哈佛大学甚至是英国热门博彩公司的竞猜中，这个名字从未出现过。美国《商业周刊》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在其专栏中开门见山地坦承，在该奖项宣布前“从未听说过”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在一片惊讶声中，世界上首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诞生了。
结果公布后大约3个小时，奥斯特罗姆教授所在的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室才匆匆在网站上发布了获奖声明，此时所有媒体采访事宜已交由校方统一安排，但校方新闻发布会“具体时间却仍然未定”。因此，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当地媒体出现在一个半小时之后的发布会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记者后来通过网络视频了解到，发布会持续了约23分钟，76岁的奥斯特罗姆教授身着红色大花针织衫，齐耳白发随意梳在脑后，一副玳瑁边大眼镜，未语先笑，嗓音柔和喜悦，在身旁西装革履、一脸严肃的印第安纳大学校长麦克麦洛比的映衬下更像是一位慈祥的老奶奶。一位记者提问时直言“恕我冒昧，您看起来真的就像一个‘可爱的小老太太’，而非经济学家”。
但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眼中，这位笑眼弯弯、声音悦耳的“小老太太”，过去40多年致力于研究“人类与自然资源的互动”，并以其“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挑战了认为公共资源只能由政府管理或被私有化的传统理论，她同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奥利弗·威廉森一道，将经济管理研究从科研的边缘推进到前沿，因而同获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分享约140万美元的奖金。
无疑，在整个世界仍然沉浸在金融危机带来的阵痛中时，人们既对市场自我调节失去信心，又不能对政府干预予以完全信任，美国医疗改革之艰难、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之争论均源于此，而诺贝尔奖对奥斯特罗姆的垂青可谓“恰逢其时”。
据奥斯特罗姆的学生介绍，获奖后半个小时，她的电子邮箱里就涌入了300多封邮件，大多是来自媒体的采访要求。“大家都很兴奋，不过除此之外，今天没有什么不同，课程和研究照计划进行，教授很快就会回到我们中间。”在奥斯特罗姆教授指导下主攻教育领域公共政策研究的学生告诉记者。
有记者问，奥斯特罗姆教授在清晨得知获奖后，对同是政治经济学家的丈夫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醒醒”，老太太只是简单地笑答.
毛寿龙：奥斯特罗姆得奖，水到渠成
搜狐财经 毛寿龙 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2009年10月12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有朋友告诉我，国内很多财经媒体感到不解，评论说，2009年很多人认为是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都落选了，而黑马却得到了奖励。
还有财经记者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政治学家，在国内没有啥介绍，很多人对她的贡献不是很了解，得诺贝尔奖，是一匹黑马。
其实，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点也不令人奇怪。有很多强有力的证明：
1.她的很多朋友，都得了诺贝尔奖了。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布坎南。奥斯特罗姆创建的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中心，以及William Riker的中心，是公共选择的三大学派。作为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的创始性代表人物，得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情。
2.她和他的丈夫的学术贡献，已经让他们俩获得了很多重要奖项。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民主制行政的行政理论、多中心的秩序理论、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分析框架，公共经济理论，还有公共事物的自主治理论，都可以让他们获得各种奖励。
3.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他的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在学术上是合作生产的，他们俩的学生从来都是分不开的。文森特90岁高龄了，他的贡献主要在政治学和行政学。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学术贡献则走向了经济学，在诺斯的国家理论、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和科斯的企业理论之外，分析了公共事物（公池资源）的自主治理之道。这一理论有深厚新时代的政治理论基础，也有深厚的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理论基础，而且具有很深厚的实证研究基础。得诺贝尔奖的学术贡献，我认为并不是他们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只能算是他们对经济学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埃莉诺即使不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学术贡献，对经济学来说，也具有重要价值，可以与诺贝尔奖获得者齐名。显然，其得诺贝尔奖，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4.埃莉诺和文森特夫妇俩所建立的政治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反映了其workshop的理念，老师和学生，包括实践者，一起学习，一起研究，一起工作，着眼于政策建议，着眼于学术创新，开展实践性和理论性很强的学术和政策分析活动。他们俩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把毕生的积蓄和养老金，都用于研究所的基金，而且还广泛接受全世界的访问学者和学生，在国际上都有合作研究，在尼泊尔、非洲、拉丁美洲，都有他们的足迹，和合作者，对于很多国家的政策实践和研究，都有很深远的影响。
5.奥斯特罗姆夫妇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早就非常著名了，他们的重要著作基本都翻译成了中文，剩下的也在准备出版。政治学、行政学和经济学，乃至社会学的学者和学生，他们的著作都是必读的，引用率很高。查“奥斯特罗姆”，中文网上的影响早就很大了。他们1997年来过中国，访问杭州的杭州大学和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2007年夏天在北京呆了一个月。2009年夏天，埃莉诺来北京一个星期。他们非常关心中国，最近很多中国学者和学生去workshop学习，每年都有好几个，今年中国的访问学者和学生在workshop的，就有5个。他们对中国的一些官员也有影响。最近中央国家机关读书，还把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他们的著作列为阅读书目。说明，他们的著作，对于中国的政策实践，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这么有成就，这么有影响，这么富于学术、实践的网络组织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么大牌的学者，怎么说是黑马呢？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执其两端而用中
新京报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出生于1933年8月7日，1965年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
她在上世纪80年代出任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主席，1997年度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她现在是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同时担任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共同所长，制度、人口与环境变迁研究中心共同主任。
奥斯特罗姆对真实世界里的各类自组织模式的广泛考察，使得她具备超越一般经济学家的视野，提出“多中心治理”理论。奥斯特罗姆研究表明，通过私人合作来管理“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是可以成功的。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有无数中间状态，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自组织的集体行动正在有效运行。
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的学生列维特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奖之后，写了一篇博客，声称自己之前从来没有听过奥斯特罗姆的名字。列维特甚至暗示，奥斯特罗姆的获奖会让经济学界恨得咬牙，因为这就相当于让一位政治学家挤占了经济学家的诺奖名额。
让我们原谅列维特吧，奥斯特罗姆获奖是实至名归的。其他学科的学者挤占诺贝尔经济学奖名额这件事情不是没发生过，2002年获奖的卡尼曼是心理学家，1998年的阿马蒂亚·森是一位伦理学家，1993年的福格尔是历史学家。更不用提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1986年的布坎南了，他的身份也很难单纯认定为经济学家。另外，但愿列维特不是嫉妒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首次颁奖给女性。
真实世界比想象得要复杂。奥斯特罗姆显然秉承了199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伟大传统，对真实世界里的各类自组织模式的广泛考察，使得她具备超越一般经济学家的视野，连接起波兰尼的“社会秩序理论”，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的核心就是，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两个极端之间，存在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并且能有效率的运行。她和她的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所建立的“多中心研究网络”已经遍及世界各国，他们建立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在国际政治学界、行政学界以及经济学界都有重要的影响。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多中心治理、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民主制行政理论以及“公共池”类资源的自主治理理论，都是其重要的学术贡献。
如果说真有什么让人吃惊的话，那就是何以妻子获奖丈夫受冷落。因为其实是夫妻两人合作调查了洛杉矶的水资源协会和尼泊尔的农地灌溉系统，这是一系列后续实地案例研究的起点。
奥斯特罗姆获奖后，有友人要我们学经济的用一句话概括下诺奖得主的贡献，我当时就写道：不同制度如何影响公共选择形成集体行动。实际上，也可以概括成“公共物品或服务如何通过自主治理获得成功”。
所谓“公共物品”，大体是说使用的时候不具备排他性，也就是我用不影响你用，简单的例子是路灯并不会因为照亮了我的路就不照亮你的路。这就容易导致一个问题，既然人人可以用并且几乎不用出什么成本，一旦有人提供了其他人就可以搭便车，那么理论上就没有人愿意首先提供。或者说对于一块“公地绿地”，如果不受约束又无须承担成本，那么理性的牧民都会倾向于多放牧，结果导致绿地变沙地，出现所谓“公地悲剧”。
如何防止公地悲剧呢？之前的说法是要么政府通过设置限制政策加以管制，要么就是将产权划归私人经营。奥斯特罗姆通过脚踏实地的研究，表明通过私人合作来管理“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是可以成功的。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一书中，奥斯特罗姆对“公地悲剧”、“囚徒理论”和“集体行动逻辑”等理论的探讨，就揭示了上述朴素的道理，也就是说在特定社会里的人，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缔结不同的合约来进行有效自治。
也许有人会说，奥斯特罗姆是不是潜在的为集体主义或者其他形式的集权辩护。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当中重要的一条是“自治之道”。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带给奥斯特罗姆的启发是，需要“执其两端而用中”的“中庸之道”。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有无数中间状态，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自组织的集体行动正在有效运行。
但如何判定这些中庸之道的适用情境，的确构成奥斯特罗姆的一个挑战。比如说以色列可以将消防私有化，在北京就不一定适用；而日本城市保洁街道维修等服务采用政府向私人企业购买的形式，则被各国城市广泛接受。也就是说，公用事业民营化有些可以学习，而有些却不能。
不过，这或许是实践者的任务，只有他们才能体察到制度的细节之处，从而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治理模式。而对于奥斯特罗姆这样的学者而言，指出在私有化和国有化的两极之间存在其他的可行自治道路，就足够激发更多的学术研究空间了。
（来源：中国证券网 编辑：欧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