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消息：2003年12月19日，曾被里根称为“疯狗”的卡扎菲宣布，放弃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并愿意接受武器核查；

几天之后，卡扎菲又将利比亚掌握的几百名“基地”组织和其他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情报交给了美国和英国；

12月30日，卡扎菲在会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时表示，他迫切希望利比亚能够摘掉“流氓国家”的帽子，重新融入国际社会；他甚至还表示，希望过去的宿敌美国为利比亚提供安全保障。

从同意交出洛克比空难的嫌疑人，到联合国取消对利比亚长达11年的制裁，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利比亚的转变。但是2003年最后一个月，在萨达姆被俘之后的短短十几天内，卡扎菲这一连串的外交举措，仍然让美英、甚至整个世界都感到应接不暇。

　　“不断革命”的前半生

萨达姆和卡扎菲被视为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双雄”。

萨达姆比卡扎菲年长5岁，但在“革命”的经历上却逊于卡扎菲。他们两人在青年时代深受埃及革命领导人纳赛尔的影响，信奉泛阿拉伯主义，拥有复兴阿拉伯民族的雄心壮志。他们仇视犹太复国主义及其西方支持者，对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贪图石油利益、缺少反对西方勇气而无所作为深恶痛绝。

1969年，阿拉伯世界爆发的两场革命造就了萨达姆和卡扎菲。不过，萨达姆在伊拉克革命之初仅是二号人物，直到1979年他才得以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而27岁的卡扎菲从革命之始，就主导着利比亚的命运。1977年，卡扎菲宣布“还政于民”，他废除官僚机构和各级政府，代之以“人民委员会”，自己担任“革命领导人”这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头衔。同时，他还在国内推行反对西方影响的“文化革命”，出版了《卡扎菲绿皮书》，号称为世界提供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外的“第三个理论”，为人类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惟一的真正解决方案。

就反美的“光荣”历史而言，萨达姆也只能屈居卡扎菲之后。卡扎菲上台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关闭美国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以及把美国的石油公司国有化。1980年代，当萨达姆因两伊战争还在跟美国眉来眼去的时候，卡扎菲与里根已是兵戈相向——他不仅公开支持恐怖主义行动，而且还与美军直接交火。为此，卡扎菲招致美国政府的暗杀，并因此失去了一个年幼的女儿。但卡扎菲也立即还以颜色，于是便有了1988年导致270人死亡的洛克比空难。

卡扎菲在当政时曾三易国号：1969年革命成功时为“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1977年升格为“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1986年最终定名为“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这突现了卡扎菲的革命性。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主张不断革命的领导人，今天却主动放弃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而这曾被卡扎菲认为是抵抗西方和以色列，反对帝国主义，合法自卫所必需的。现在，西方人士颇为得意地认为，美英的压力，特别是萨达姆的垮台是卡扎菲改变立场的原因。时间上的巧合也许可以作为一个证明，但如此理解卡扎菲却未免过于简单。

　　转变并非“转念之间”

与任何重大变化一样，卡扎菲的转变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作为一个革命国家，卡扎菲的利比亚已经存在了34年。革命国家的概念，源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一类型的国家，不仅试图彻底改变国内原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而且还试图把自己的革命扩大到与自己情况相类似的国家，进而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

革命国家要转化成为一个被国际体系所接受的“正常”国家，通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往往需要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革命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对国际体系的挑战代价惨重；二是，现存国际秩序允许革命国家重返国际体系；三是，革命国家重返国际社会的尝试得到鼓励，它感到自己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收益远远超过了与之对抗所付出的代价。

利比亚与西方的博弈及目前的转变，多少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利比亚一直以反美、反西方著称，但真正使利比亚完全孤立于国际社会的还是洛克比空难。洛克比空难是卡扎菲政权反西方的极致，最终也成为其转向的契机，可谓物极必反。1990年代，针对英美要求其交出洛克比涉案疑犯的要求，卡扎菲以国家主权的名义整整抵制了十年。为此，利比亚付出了巨大政治代价和经济损失。

2000年，设在荷兰的苏格兰特别法庭正式审理此案。次年，法庭宣布一名疑犯无罪释放，另一疑犯被处以27年徒刑。审判程序的相对公正以及只有一人定罪的结果，显然给卡扎菲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9·11事件”引起全世界对恐怖主义的讨伐，也进一步触动了卡扎菲。尽快摆脱恐怖主义庇护者的恶名，解除联合国的全面制裁，成为卡扎菲不能不考虑的问题。为此，他一反常态，成为当时最早谴责恐怖主义，并向华盛顿表示哀悼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之一。

2003年8月，利比亚最终同意承担洛克比空难的责任，向遇难者支付高达27亿美元的巨额赔偿。洛克比空难问题的解决，为利比亚改善与美英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然而，美国仍无法消除对利比亚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疑虑，并继续维持对利比亚的单方面制裁。为此，早在在2003年3月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之前，利比亚便开始与英美两国进行秘密谈判，以消除它们在这一问题的忧虑。这一谈判的最终结果，便是利比亚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制的声明。

毫无疑问，利比亚的这一决定是“9·11”以后“反恐”和“倒萨”这两个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但是，它同样与卡扎菲对自己30多年的革命生涯的思考分不开。和其他靠革命起家的领导人一样，卡扎菲常常处于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革命的冲动要求他不断与现存或假想的敌人进行斗争，但维护国家安全和兴盛的需求又迫使他不得不寻求与现实的妥协。正像利比亚一位领导人在解释这一行动时所指出的，“利比亚现在的工作重点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要“进一步推动利比亚与国际社会，特别是与美国和英国关系的发展”。

作为北非重要的产油国，石油及其产品出口占利比亚出口总值的95％以上，但由于多年来西方的经济制裁和僵化的国有体制，目前利比亚的原油日产量仅为100多万桶。据估计，一旦制裁被取消和美英公司重返利比亚，其原油日产量可在5年内提高到200多万桶。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没有比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更能够赢得民心的，利比亚领导人也深知这一点。

在历史上，很少有像卡扎菲这样的第一代革命领导人，会牺牲自己的革命理想，与他们曾经激烈反对过的现实作出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美英的压力促变，还不如说是卡扎菲的勇气使然。不过，对于一生常做惊人之举、甚至有些反复无常的卡扎菲来说，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最终的答案。（来源：南方周末/任东来，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