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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应该是“60%”的执行主体？

“这个政策的出台，的确是主要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从这个角度看，提出对这些专业招生计划的总量适度控制等政策，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刘清华老师强调，“但要执行这个政策需要科学客观权威的产业人才需求数据做支撑。”

“目前的规定还不具体，什么时候执行，怎么执行，谁来执行，都还没有相关的规定。而且，这60%的执行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记者在采访中，很多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首先是执行主体的确定，“这个执行主体不应该由学校来承担，应该呼唤政府的作为。”南开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刘月波指出，“专业的设置和规模的调整非常重要，固然需要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体来及时跟踪、了解毕业生就业状况，但是学校的视野毕竟有限，很难掌握全国的整体情况，需要政府把高校放到一个大盘子，宏观调控。”

蒋直平建议，“应探索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和重点产业人才供需年度报告制度’，每年及时发布准确的毕业生供需数据，学校就可以根据数据及自己学校的专业排名来提前几年做出调整，该不该招，招多少人，将会有的放矢，避免盲目。”

“减招易，停招难”。事实证明，很多学校在停办个别专业时，遇到了来自于人事、观念等方方面面的阻力。“这就更需要政府的统一调控。比如某个学校的法律专业停招了，不是意味着法律专业的教师就都失去工作，而是可以政府协调，将其中的优秀教师调至其他具有法律专业优势的学校任教，而这个工作是高校无法承担的，需要教育主管部门、人事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刘月波介绍。

当然，还有其他需要统筹兼顾的问题，比如，尽管国家三令五申，要求引入第三方机构来评估与监督高校的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杜绝就业率造假，但是，目前为止，我国的第三方机构监督机制依然不成熟。此时推出60%的要求，是否会进一步助长就业率造假之风？

熊丙奇指出，“虽然此次教育部同时要求大学‘四不准’，以防止就业率造假，但由于高校就业率的统计和发布，采取的是学校自行统计、上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方式，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因此，可以预见，在进一步提高的就业率要求面前，出于利益因素，一些陷入就业困境的高校难免注水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