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我坐在出差城市的房间里，回想4个月前的大约同一天，我，小秦，武老师，还有黎老师一起去博鳌出差。那时候的黎老师正在紧张准备着出国常驻，但是因为一项特殊的任务，临时决定同我们一起南行。

   同在博鳌的那些天的黎老师一如既往的乐观、年轻、活力，勤奋。时隔今日回想起来，我仿佛还能看到她穿着白底蓝花的沙滩服，带着我们绕万豪酒店那千回百折的长廊和宴会厅去坐最近的电梯回房间，带着我们去走海边的沙滩，一起讨论椰子树和另一种棕榈树的区别，要给我们买泳衣一起游泳。仿佛还能看到她对着餐厅那一堆美食乐呵呵的嚷着说要减肥，让我们监督她控制食欲。那趟差本来是去另有安排的黎老师，最后还是走上到报道的最前沿，每天长时间的盯在报道现场，我和小秦做后备，她总是那么细心的给我们稿子把握基调修饰细节，每天晚上很晚了还一起讨论第二天的工作安排。

    我在报社的这6年，没有那么幸运的可以和我的许多南大的师姐师兄师妹那样在黎老师的手下每天近距离感受她的真诚，率直，高效和体贴，但是从我进报社的那一刻起，我的工作和黎老师有太多太多的交集。

    从一开始05年7月份进报社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是被招进地方站工作，需要在报社实习的3个月，先前实习的两个部门可能因为大家都比较忙或者觉得花费精力培养不值得最终还要走的原因，没有太多人认真的给以指导。但是到了文教的时候，黎老师并没有区别对待我这个记者站的孩子，一开始就给我了一个大的题目，那时候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才写过一篇新闻消息稿的我采访完写了2000多字的文教的稿件交给黎老师，她很快就改完并且第二天就安排刊登了，说写的挺好，就是有些地方有些重复罗嗦我给删了。黎老师的肯定和这个部门的积极、高效的气氛一扫我前两个月实习的阴霾，心里着实欢欣了好多天。回到记者站工作后，虽然给新闻中心供稿很多，但是我还是挤时间给文教报选题，其动力就是在文教那短短20天的实习。

    后来06年10月份调来北京总社工作后，我参加了作为记者生涯里第一次参与报道的比较大型的活动：中非论坛。记得论坛的新闻中心第一天开放运营的时候，黎老师带着我去做报道采访外国记者和新闻中心的服务情况。记得当时黎老师遇到一位中新社同行聊了会天，清晰的记得黎老师当时很兴奋的对着那位中新社的同行，你看我们小姑娘，一会就采到了，没问题的。她那天说这话时的自豪和高兴的申请，现在想起来还是那样黎老师特有的神采奕奕。

    确实黎老师在工作上非常的提携我们这些年轻人，同时她也非常关心我们这些小字辈的生活。08年我刚怀孕的时候，还老是改不了走路蹦蹦跳跳的习惯，好多次在A-B厅间蹦蹦跳跳着走的时候，背后就听到黎老师在带着着急而有些微含笑的喊：吴姣，你可不能这样啦！你都什么时候啦，可不能这样啊！我怀孕了的时候因为部门编辑有些出国有些外调工作的担子反而加重了，经常从早上来一坐就是到晚上9点多才走。有次黎老师对我说，我猜你是0型的血。我说，嘿，您怎么知道。她说：我猜就是吧。我们很像。现在我的主任胡启华也经常拿“我们0型血的怕什么”来调侃我们面临的困难，其实，经过黎老师这事后，我都不忍心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怕什么，但是就怕留给家人和所关心自己的人无限的遗憾。黎老师是那种对于所有人的困难都力所能及的帮助的人。好多次身边的同事为自己的一些事情烦恼不知道跟谁开口寻求解决的时候，我都提议过，要不，你和黎老师说说呢。虽然可能开口诉说的都不是她部门的人，但是，她没有任何推迟的帮助了，这才有了情侣的团聚，有了困境里的轻松。

    现在我走着黎老师以前走的路，做着和黎老师相似的工作。每次想起这些，不由悲从中来。冒昧的说，真的是给我100次机会去猜报社里可能有哪位同事或前辈遭此不测，我都不会猜到这会是黎老师。因为我认识6年来的黎老师，永远是那么的阳光，开心，活拨，还有她高寿的父母的基因，谁能想到这样的不测会发生在黎老师身上。

    周日的时候我在单位值班，部门接到任务要给黎老师准备讣告。当时我还认为这是一篇永远不会刊发的作品，因为美国技术很先进，因为脑出血不是一项罕见的应急病例，我的舅舅十几年前脑出血，在农村拖了4天没有得到有效治疗最后转往南京救治还预后良好，最后的最后，因为这是黎老师，我潜意识里拒绝着没有把这么温暖鲜活熟悉亲切而爱热闹的生命和一个冰冷孤独长眠的形象联系。

    然而周一的一早，我刚坐在办公室里，疲倦的部门主任揉着脖子走了过来，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什么，还跟她开了玩笑说你是不是落枕了，她轻轻的说了句，“昨天两点多，走了”。当时就像轰了一声一样，我的思维就停止了，胸中堵塞得近乎窒息。部门主任还陆续说着黎老师走的时候最后的情况以及报社的有关安排，我的眼泪就控制不住的往外涌，没有办法说话。我不能成句的跟主任说：小胡姐，我好难过。是的。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抑制不住的悲伤没有尽头的涌了上来压倒了一切，压倒了部门每一位和黎老师相熟悉这么多年接受着黎老师指引的同事。

   现在我坐在深圳这个大而空空荡荡的房间，想起我在1月份的时候去美国出差，在华盛顿的饭店里，已先期入住的黎老师房间的办公桌上堆满了资料，相机，电脑，手机，她在写稿子和传递视频给网站。那几天因为酒店附近吃饭不方便，她在房间的冰箱里堆满了酸奶还有饼干。我到达的玩，黎老师知道我长途飞机过去饿，我一进门就给我酸奶和饼干让我吃，然后我们坐在一堆资料中商量报道怎么做，什么角度，什么分工。当时虽然累而脏而困，但是感觉是这样的好。是的，确实这就是做新闻的感觉。每次都是这样的急行军这样的在饥饿和疲劳中赶着进度和新闻赶着中国日报自己的角度。

    黎老师对我们后辈非常的照顾，在那次美国出差的时候，我们入住中方代表团的记者还兼有给戒严的饭店里送中国日报美国版的任务，这需要我们在早上6点半出发采访之前，先在楼下和美国站的同事接上头把报纸拿进宾馆搬上楼层，给相关的房前和一些公共位置一一摆上。如果完成这些任务，就需要我们大概5点多起床。加上头晚的赶着时差写稿子以及一系列复杂的会议的关系，基本上出差都是没有睡眠的。这些辛苦的事本应该由我这个年轻人做，但是和黎老师在美国一起战斗的时候，有几个早上黎老师看我要早起出发，她很体贴的替我做了这些。美国的报道期间，在芝加哥，在华盛顿，无论是偏僻市郊的企业展还是在佩顿中学，无论是会场还是宾馆，每一个场所都有中国日报的身影，这背后是许许多多中国日报人放弃睡眠的结果，而50多岁的黎老师，总是冲在最前线。

    是的，这确实就是我们的工作。在紧张中给了我们极大的热情和充实。但是，它却带走了黎老师。

    芝加哥的一个晚上，她来我的房间问我最近工作怎样，我和她很坦诚了聊了一些国际报道怎么操作的困惑，还请教了保持同政府部门关系的技巧，黎老师就像她以往的行文风格，告诉我很多她自己经历的例子，还给我一一剖析了一些常需要打交道的领导的性格特点。我们还一切热切的分享了有女儿的好处，她家和我家的贴身小棉袄所带来的无限欢乐。我总是觉得，如果总是有这样一个领导在身边，人的成长会是怎样的迅速。无论在加拿大的G20，在美国，在海南，这样一个好的领导和前辈，如同一盏明灯，一个启明星，这样的指引着你。可是现在，以后的多少次的征途，需要我独自去摸索去开启，再也不会有黎老师微笑打开房门拿着食物去迎接一个风尘仆仆而来的我，再也没有人在凌烈的清晨替我分担送报的任务，再也没有人告诉我：吴姣，我年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