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 卢婷 摄

“大唐威武军节度使、福建管内观察处置三司发运等使、特进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都督福州诸军事、兼福州刺史、上柱国、琅琊郡王，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一百户，王审知德政碑铭并序。”许多人并不知道，在高楼林立的福州鼓楼区，还隐藏着这么一块古老的石碑，镌刻着距今超过千年的浩瀚历史，也带我们溯回那浩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一探究竟。

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位于福州庆城路上的闽王祠内，碑身圭形，通高4.9米，宽1.87米，厚0.29米，被称为“天下四大唐碑”之一。闽王祠供奉着五代十国时期闽国建立者王审知。王审知治闽29年间，促进了福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政绩卓越，后人誉称“开闽王”，而在历史学家的眼中，他的重要功绩，还在于倡导海外贸易、招徕海中番夷商贾，使福州与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的贸易往来渐渐繁盛起来。

碑文中提到：晚唐五代时期，由于北方战乱，中国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对外经贸交流重心渐渐向海上转移，这为福州与中原地区交流以及发展海外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王审知治闽时期，他“尽去繁苛，纵其贸易”，开辟甘棠港作为福州外港，设“乌猪港”为福州内港，积极招徕“蛮夷商贾”，与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诸岛等建立了商贸关系，使得许多外国船只云集于福州城，奠定了福州港居于南下、北上枢纽的贸易格局，盛况空前。为唐宋福州的海洋贸易达到鼎盛奠定了基础。

今天，在马尾亭江镇的闽安村，还能找到数千年前王审知下令建造的石桥——迥龙桥。

这是一座长66米、宽4.6米的石桥。虽然已在邢港河上跨立千年，但仍保存完好。除了桥面有过翻修，桥的主体还是唐朝的样子。四个舟型桥墩气势恢宏，这种形状有着良好的分流作用，减弱了河水对桥身的冲击。桥身的望柱上，36个石雕精美而形态各异：有宝奁、莲花、海兽、官印等等。据当地文史学者杨成和先生介绍，迥龙桥是唐代对外交流贸易的历史见证，“闽安虽是小村落，但是从汉代开始便是外贸重地，当时王审知开辟甘棠港，闽安是甘棠港到福州的必经之地。由于迥龙桥的建立，沟通了南北岸的交通，许多货物从闽安运到东南亚各国，福建运抵京城的粮食也要经过邢港运出，这使得海上贸易更加旺盛。‘邢’就是旺盛的意思，可见当时的繁华程度”。

当年，福州洪塘怀安窑的瓷器经过水路，从刑港码头以及附近的东岐码头运往海外。在那个年代，怀安窑的一件薄胎黑釉的“茶入”，到了日本，价值大增，当时的日本大名为了得到这样的一件“茶入”，甚至不惜用一个城池交换。

邢港河道和迥龙桥见证了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直到今天，迥龙桥上人来人往，刑港河道小船穿梭往来，桥和码头依然在当地人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不能不说是王审知的功劳。

如果说，王审知的开明，让福州港赶上了“盛于唐”的末班车，那么明代郑和下西洋，则让福州的海上贸易回归历史地位，不再是配角。

时光流转千年。宋元祐二年（1274年），随着泉州港的迅速兴起，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改设在了泉州，由此，福州港地位逐渐下降，成为泉州港的中继或辅助港口。虽遭遇尴尬，但此时福州的海外贸易并没有迅速沉沦，福州港依然是“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

到了明代，福州由于造船工艺先进、装备精良，成为全国重要的造船基地。所造船只既可以用于海上作战，又可作为商船用于航海交通。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郑和他率领巨舶百余艘，七次下西洋，历时二十九年，航程十万余里，到达西南太平洋、南亚印度。而这七下西洋，他都选择了在福州驻泊与扬帆，这大大促进了福州的海外贸易，在明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市舶司又从泉州迁到了福州，福州港的地位迅速回升。

说起郑和下西洋，我们不得不再提一个地方，长乐。位于长乐市城区郑和公园内的圣寿宝塔及天妃灵应之记碑，是中国仅存的记述郑和下西洋的碑刻。碑文有31行，一共1177字，记述了郑和前六次下西洋的经过，以及第七次下西洋的任务、航行时间、船只、人员等等情况。这块碑在中国的航海史上相当重要，是郑和下西洋的最好见证。

近年来，福建省也加强了对“海上丝绸之路福州史迹”的修复和保护工作。2009年，福建省文物局下发文件，将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作为福州市博物馆挂牌督办的项目；2012年，长乐市人们政府下发《关于印发长乐市“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的通知》，将圣寿宝塔与“天妃灵应之记碑”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相关文物划定文化遗产核心区和缓冲区，并防止文化遗产失修和遭受人为破坏。

王审知和郑和的故事，虽然有些遥远，但却让福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充满传奇，时光已经走远，长乐郑和公园里郑和的塑像依然眺望着远方，那是大海的方向，曾经，一个民族的航海雄心，是从这里启航。

（记者 胡美东 见习记者 刘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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