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是什么？

1955年，它只是一份籍贯记录；1958年，它成了居住限定；1963年，它意味着不同的分配标准；上世纪80年代，它曾经一度无人重视；到了90年代，却又成为了人人争抢的“指标”。

十几年后，它仍是指标，并越来越少。

英国法学家梅因曾留下一句为人津津乐道的论断：“所有进步的社会运动，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身份”，从人一出生开始，影响并左右你以及你的下一代。

在“契约社会”，人们推崇的是竞争，不讲身份，人人平等，通过自由订约去设定自己的权利义务，去谋求自己的发展，去主宰自己的命运和前途。

而中国的户籍体制改革进程，正是这样一条从身份到契约，从“控制”到“解索”的社会转型。

但在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之都，尽管一些在计划经济时代附体于户口的职业、教育、居住限定已剥离殆尽，但新的“特权”——购车、购房的“内外有别”的限定却又逆势而来。

于是，户口依然象征着身份，为了得到这个能够参与平等竞争的身份，必须先要在政府设计的进京与留京“指标”制度下，展开一场为了平等的竞争。

可是，指标也在逐步收紧。当平等的市场关上闸门，无序的黑市便展开了双臂，而为人所依赖的“全能”的政府，在这个角落却突然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