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8日10时，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大厅举行记者会，主题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国政协委员郑新立、宋晓梧、邵鸿、吴明江、于炼出席并回答记者的提问。图为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翟子赫摄

[人民日报记者]我想问宋晓梧委员，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我们知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关系到不同区域之间，同时也关系到不同群体之间利益的调整，这也是我国“十二五”时期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我想问您，您认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大力度？谢谢。

[宋晓梧]关于均等化的问题，刚才这位记者问我有什么建议和想法。简单的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对基本公共服务总量上要加大投入；第二，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在结构上要进行调整；第三，在结构调整的时候必须对相关的涉及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些体制进行改革，对机制进行完善。

我先讲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搞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有充足的投入，如果投入不足，覆盖面都达不到。“十二五”规划纲要里和财政部关于2011年预算的一些计划里已经做了规定，比如，在2011年，教育、社保方面的投入增长幅度都高于16%，在保障性住房方面的投入也将近15%，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都远高于2011年我们对GDP的预期增长只有8%，总量投入加大了。

如果在这种投入的情况下，“十二五”期间保持这样的增长幅度的话，对于我们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对于财政体制从投资型转向公共服务型，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解决我们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经济腿长、社会腿短”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第二，不仅要有总量的投入，也要有结构的调整。也是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在一些领域有逆向转移的倾向，所谓逆向转移就是经过一次分配收入有差距，经过二次分配没有缩小一次分配的差距，反而扩大了差距，这个倾向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都有所体现，这样的例子有很多。那就说明我们在结构上要进行调整，所以在总量投入加大的情况下，要侧重向农村倾斜，侧重向老、少、边、穷、后发地区倾斜，侧重向困难地区倾向。

第三，进行相关体制的改革、完善相关机制。如果说总量投入跟机制体制关系还不是太密切的话，结构的调整就要考虑到机制和体制的变化。举一个例子，比如要调整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之间差距的话，就涉及到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关系。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中央出政策，地方买单，各地分灶吃饭，发展水平越高，那么基本服务水平也越高，这样就加大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

对这个问题，就应该合理的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财力分配关系，逐步把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适当集中到中央，由中央来统筹平衡各地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并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机制。

关于城市和乡区之间的不平等也有体制的问题，比如农村原来没有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险，现在开始有了，但是标准和城市是两套社会保障体系。过去我们在规划上，城市的规划和农村的规划也是不协调的，现在要把它协调起来，这里面就有对这些机制和体制问题怎么处理好，有的已经有很大的进步，比如现在农村的新型合作医疗和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险，在一些地方把这个制度统一起来了。当然这些试点就说明这是需要进行体制和制度上的设计才能把结构调整好。

还有不同群体之间在基本社会保障方面、制度调整方面，我也举个例子。像企业职工退休金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之间，由于是两套体制，所以衔接相当困难，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企业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过低。

我个人作为政协委员提一个建议，能不能够把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不要分开设立了，就把企业的和机关事业单位的统一建立一个制度，这样就可以减少很多现在不必要的矛盾和攀比。这方面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像美国在1984年，日本在1986年，最近还有一些欧洲国家，都把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制度和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统一起来了，现在看来效果比较好。

概括说，对于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总量加大投入、结构进行调整，同时深化相关体制改革。谢谢！

来源：新华网 编辑：冯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