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时候会看不见自己的盲点”

根据香港红十字会统计，该会每年在香港媒体上的报道量为1200多次，平均每周50多条，在6600家慈善机构中位于前列。但在过去三年的媒体报道中，也出现过5篇左右的“负面报道”，主要涉及两个案例。

第一则是有一位志愿者在做志愿者服务的过程中，太过热心，长期在太阳下暴晒导致中暑，被救护车送去医院，结果被媒体指责浪费社会资源

。第二则关注度更大一些，内地也有部分媒体跟进报道。2008年1月，香港一名52岁的病人因在香港屯门医院输血，竟被感染“荧光假单胞菌”后死亡。事后化验显示，输血的血包及病人血液样本均含有“荧光假单胞菌”。血包提供方是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当时，中心人员介绍他们在收集捐血者的血液后，会抽取30毫升血液进行化验，而肇事的血包，当时测试没有细菌，捐血者身体状况也无不妥。而血液的贮存、处理、运送，都是按规范操作。但香港红十字会的卫生处理水平依旧受到媒体质疑。

“香港屯门医院输血死亡”事件发生后，红十字会立刻找到第三方专家成立调查组。由于“荧光假单胞菌”在血包中出现的情况极其罕见，专家一时间都找不到原因。经过两个星期多处实地调查，并与医护等人员会面，抽取样本进行微生物测试，调查小组主席袁国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血包在运送过程中有可能被盛载的发泡胶箱内的“倒汗水”所渗入而污染，继而输入病人体内并造成死亡。调查小组形容事故为“非常罕见的单一个案”，并无人员须对事件负责。

陈启明说，香港红十字会在每项活动结束后，到会召开一个“评估会”，一旦发现错误，首先不让它恶化，其次不让它重复发展。“香港屯门医院输血死亡”事件发生后，红十字会立刻优化血液运输流程，当血包从冷藏库拿出后，先用塑料袋包好，再送入运输车，避免“倒汗水”渗入的可能。

“由于我们是实际参与者，有时候容易自我感觉良好，看不到自己的盲点。那就需要社会公众和委员会来监督我们。”陈启明表示。

陈启明的上司，是由34人组成的董事会及主席委员会成员。主席委员会共4人，主席杨铁梁是香港前任大法官，两名副主席都是专职律师，担任“义务司库”的是一名来自汇丰银行的风险管理大师。董事会成员共有30人，多为专业人士和慈善家。每年，香港社会福利署、医院管理局、卫生署和教育局会给予红十字会一些资助，并由此产生了4位来自政界的代表。

“做慈善，不需要争第一”

陈启明介绍说，每年新员工培训，都会告诉他们一条：做慈善，不需要争第一。比如，有员工向陈启明建议，把香港红十字会的“急救服务课程做到全港第一”，付出的代价就是教材不能与其他人分享，结果遭到反对。

“第一当然好，但为了争取第一花太多的资源，我就觉得不一定需要了。作为第一，我们的教材不能跟其他人分享，其他人要就得买我们的教材。我说应该不收钱，越多人学急救知识最好，只要他们标明教材来自香港红会就可以。”

他举例说，汶川大地震之后，一些慈善组织来到重灾区，挑选了一些肢残儿童，为他们免费安上世界上先进的电子假肢，价值20万一支，吸引来媒体纷纷报道。香港红十字会筹建的“残联、香港红十字会康复与假肢服务中心”选择的是5万元一支的假肢，在市场上，不是最贵的，也不是最便宜的。当时，红十字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应该选择最好的，但另一位认为为灾区孩子装上20万的电子假肢，万一坏了，要拿去上海维修，很麻烦，另外孩子长大要换假肢，习惯了电子假肢后，让他重新适应链接的假肢，会更加痛苦。最终，红十字会采用了5万一支的假肢，帮助更多的人，同时计划在5 年之内，训练更多的假肢理疗专家，为肢体残障人士提供“一站式”康复训练。这样的“一站式”康复训练，在四川灾区，几乎没有。

“一些慈善团体用20万元的假肢标榜自己的专业性。但我觉得，用救灾标榜专业性，是一种虚荣感，这种方式红会不采取。红会应该平实一点，务实一点，把自己的名誉、虚荣放在次要的地位。”

B=《外滩画报》

C=陈启明

“我的角色，只是一个爱心‘代理人’”

B：香港红十字会秘书长一职是“聘用”制吗？您是何时加入香港红十字会的？

C：我1988年回国，在香港红十字会已经工作了23年，2001年被聘任为秘书长。其实，我从小成为红十字会青少年会员，我的会龄，已经有40年了。1988年，红会的青少年发展部需要找一名员工，需要找一名对其他慈善机构相对了解的人，于是我就应聘进来了。

B：香港大学生毕业后，选择来红十字会工作的多吗？

C：很多的。主要是红十字会青少年发展部比较多。一般来说，一个职位有三四个人申请。

B：红十字会的工资，和香港普通白领或其他慈善机构相比，是高还是低？

C：2004年，香港经济不好，减少了对慈善机构的拨款。我们的员工工资已经跟市场接轨了。我们的工资在慈善机构中不是最高的。为什么呢？如果你是最高，说明你要比其他慈善机构花更多的钱在工资上，我们不希望争这个第一，做慈善工作搞第一有什么意思呢？但我们的工资也不是最低的，最低就意味着员工的水平比平均水平低，这是对他们的不尊重。我们每年都在行业内做一次工资调查，我们把自己定位在中等高一点。中等，就是对捐款人来说，我们不会为追求高工资乱花你们的钱；高几个百分点，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能找到更高素质的工作人员。

B：你曾在接受采访时说：香港红十字会在香港庞大的慈善体系中并非地位特殊。与明爱、东华三院等慈善组织相比，它在机构规模与员工数量上也没有明显优势。你如何为香港红十字会定位？你如何为你自己的工作定位？

C：香港慈善组织分为三类：一类是私人基金，他们想怎么运作就怎么运作，公信力不重要；第二类是明爱、东华三院这类，基本采用“政府购买”的方式，这个时候，政府就是你的老板，你的公信力会受到影响；第三类就是红十字会。社会上，许多人把赞赏给予红会，其实我们应该把赞赏给予捐助人。红十字会只是一个“平台”，一个“媒介”，而我的角色，只是一个“信托人”、“代理人”，把群众爱心，带到需要的地方。

“基本上我们不拒绝任何媒体”

B：我在港铁上经常看到国际扶贫组织“乐施会”的广告。但很少看到红十字会做宣传。你们在宣传上花费的钱多不多？做不做地铁广告和电视广告？

C：我们极少在地铁里做广告，港铁里的广告位很昂贵，通常两周左右要五六万。有时候，港铁公司会免费赠送一些广告位给我们，但数量不多。我们只有在很偶尔的情况下，比如特别大型活动，才会购买短期广告位。比如上个月，我们花了9万元在港铁里做广告，宣传香港红十字会主办的“香港人道奖”，表彰在香港工作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这个活动本身很有社会意义，值得为大众知晓。我们也很少做电视广告，通常电视广告3 0分钟要价七八万，但播放3 0分钟，收到的捐款可能是1000万。其他慈善团体很喜欢去电视上购买广告，但我们却不选择这个形式，而是在街头派出自己的筹款大使。我们不选择中介公司、筹款公司，可能我们的效率没有它们高，比如一个月，筹款公司可以帮我们找到60个捐款者，我们自己的筹款大使才找到25个。但是，一旦我们选择筹款公司，我们给公众的形象就是，你跟商业机构合作，我每捐给你的10 0元中，可能就有部分放在非红会的商业公司里面。这样的感觉很差。

B：听说香港红十字会有条规定，面对媒体采访邀约，不可以说“NO”。是这样的吗？

C：基本上我们都不拒绝任何媒体。有时候我们会自我感觉良好，这时候就需要媒体代表社会力量来监督我们，这也是透明度的一个重要体现。当然，要是媒体问一些私人问题，比如你问我陈先生你的工资是多少呢？我就可以不答。这是个人的资料。但是一些机构的资料，比如你机构里聘用多少人，总体的工资该是多少？我们是不能不答的。有些媒体希望能够了解我们的员工的心态问题，一些工作感受的问题，这类跟公务没关系的问题，我就让员工自己决定要不要回答。如果是关于财政、服务、服务质量、管制系统、委员的组成，只要你问了，我们就必须要回答。

B：看到7月6日的新闻报道说，香港红十字会的总部目前土地被政府征用，政府批出九龙海庭道给红十字会建新总部。我看到新大楼模拟图，是一栋高层建筑，很气派。你们是如何筹得建筑费用的？

C：政府给了我们象征性的地价，仅1元港币。大楼占地面积是原来的四倍，而且需要建11层，新大楼建设费预计在4亿左右。我们红十字会正在积极为自己筹款，在官网上也设立了为建新大楼筹款的项目。其实，我们从2002年就希望重建总部了，近十年里，香港红十字会发展很快，带薪员工从500多人上升到1500人。但是筹款始终很困难。香港慈善家邵逸夫捐款1.2亿，是这个项目头笔捐款，目前我们已经向社会筹到3亿多了。仅三层楼高的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楼香港红十字会义工向独居长者送上棉被以表慰问有时候我们会自我感觉良好，这时候就需要媒体代表社会力量来监督我们，这也是透明度的一个重要体现。

来源：外滩画报  编辑：段若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