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启动已近一年，一系列政策措施陆续出台，但如何提供平等优质的医疗服务，仍是一道复杂艰巨的世界性难题。

一号难求、药价虚高、医患纠纷……这些医疗领域真实存在的“怪现象”如何消除？出席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把脉问诊”、建言献策。

舍近求远：挤在“三甲”看感冒

尽管社区卫生服务站费用低、离家近，但在全国各地的三甲医院门诊大厅里，仍然挤着执着的患者及其家属。他们宁可长时间等候专家诊断感冒，也不愿走进家门口的社区医院。

“说穿了，就是因为缺乏信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说。

近年来，伴随着医改的深入，社区医院和基层卫生院在硬件上得到了加强，然而，人才、设备等医疗资源的配置仍然不均衡，社区医院门可罗雀、而大医院门坎踏破的现象依然存在。

全国人大代表、糖尿病专家贾伟平２日抵京后，当晚去北京一家大医院看望朋友。“当时已经是晚上９点半，但是已经有病人来排队等着看第二天的门诊，还有票贩子拦住我卖号，最高的专家号一个卖到１０００元。”贾伟平感慨地说，“到大医院看病真是不易啊！”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吴明告诉记者，社区医院医疗服务水平不如大医院，在患者中缺乏信任，直接影响其收入，再加上政府对预防保健服务补偿不到位，造成社区卫生机构收入不高，无法吸引高水平人才，进而又影响其服务水平的提高，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对于这些问题，最近公布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指导意见给出了明确的解决思路：公立医院通过技术支持、人员培训等多种方式，带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在着力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的同时，发挥价格、基本医疗保障支付政策等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引导一般诊疗下沉到基层。期间，国家还将重点培养全科临床医师，帮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走出人才困境。

“炮打蚊子”：头疼就给上核磁

杭州的田女士头颈部有些不舒服，去一家专科医院检查，医生让她做了一个头部核磁共振检查，花费１６００多元，结果为正常。不管对田女士的检查是否必要，但小病大治、大病豪治、无病滥检的过度医疗仍然存在。

“过度医疗的根本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趋名或者逐利。要遏制过度医疗，一方面需要卫生行政部门严格管理、规范，另一方面要求公立医院坚持公益性。”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心脏病诊疗专家葛均波说。

对此，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指导意见指出，将通过加大政府投入，逐步取消药品加成、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等，改革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减少其营利的动机。

葛均波委员介绍说，心脏介入治疗一度曾经在上海遍地开花。“这项技术既能体现医生的医术和医院的实力，又有一定利润，因此当时不管是否具备条件，许多医院都在施行，在资源浪费的同时产生了过度医疗，甚至发生医疗事故。为此，上海专门成立了质控中心，由业内专家负责督查，‘砍’掉了不合格医疗机构的医保给付资格，保证患者得到优质合理的诊疗。”

一位国内一线城市公立医院的药剂师告诉记者，“大处方”现象近年正在好转，其中有医院的努力，同时也需要患者走出一个心理上的误区：价格不是服务水平高低的标志，用药是否合理才是关键。对于普通感冒，使用抗生素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不必要的额外支出。

中医西化：放着“便宜”不拣

一边是“看病贵”的呼声日益高涨，一边是“简、便、廉、验”的中药日趋式微。老百姓为何放着“便宜”不拣？中医院为何“抱着金碗讨饭”？

业内人士指出，由于中医收费便宜、医保能报销的项目较少，制约了中医服务的推广和发展，导致我国中医事业发展陷入尴尬境地。

成都第一骨科医院院长高巍告诉记者，曾经有一名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拿着医疗收费单找他，要求取消还没做的几次中医手法治疗，原因是“别的医院可以直接外科手术，见效快，而且还能报销。中医治疗是自费，不划算。”

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市政协副主席李铀说，非药疗法收费便宜、副作用小，但疗程相对较长，且许多项目要自费。据统计，成都市１２４项获得许可的中医药诊疗服务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的共６５项，仅为全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１．５６％。许多被广大群众熟知的中医治疗方法和项目均未纳入医保。

“为了生存，中医院难免大量使用西药、多开展手术治疗，既加重了医疗负担，又丢失了中医药的优势。”李铀说，仅古代针刺治疗的适应症就有１００多种，而现在临床常用的只有落枕、扭伤、面瘫、腰腿痛等１０余种，不少特殊针法及技术面临失传的危险甚至已经绝迹。

李铀建议，国家应建立独立的《中医药诊疗服务价格规范》，把临床常用的中医特色疗法全部纳入服务价格规范，促进中医医疗机构因病施治、规范诊疗、合理用药；将现行规定的中医诊疗服务项目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并提高支付比例。

越招越贵：药品招标暗藏玄机

２００９年，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眉山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夏绩恩曾抽选医院经政府药品集中招标后使用的５１种药品，与药店里同厂家、同规格的药品进行零售价格对比。令他意外的是，医院只有一种药品比药店的零售价格便宜，有的甚至比药店贵了近一倍。

“我平时服用的‘非洛地平缓释片’，去年政府招标定价为２６元左右，加上１５％的药品加成，医院卖给患者约２９元。然而，药店里同样的药品仅卖１５元。”夏绩恩说。

夏绩恩认为，社会上把“药价高”归结于“以药养医”中的药品加成，但医院药品进价如果超出药店零售价近一倍，显然不仅是“以药养医”的问题，部分地区、部分药品“越招越贵”的怪现象不可忽视。 　“医院招标药品价格比没招标的还贵，如此大的差价表明我国的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尚待完善，其中不可忽视流通环节出现的腐败现象。”

一位身份为制药企业负责人的全国政协委员告诉记者，目前中央并没有出台统一的药品招标政策，各地招标政策呈现出五花八门的现状，多级、多层招标的情况屡见不鲜。企业为了中标，有时候不得不走关系、“找后门”，从而增加了企业流通成本。

２００９年８月，我国启动实施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并首先在全国部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零差率销售基本药物。

目前，各地又陆续启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夏绩恩指出，应加强对药品集中招标全过程监管，防止深化医改政策与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惠民成果被腐败“掏空”。

来源：新华网（记者 朱立毅 叶建平 王帆 仇逸） 编辑：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