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的《文物法》规定，在进行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的时候，建设单位要事先会同主管部门“进行文物的调查或勘探工作”。针对这一法律，各地制定了更为明确的规定。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明文的法律规定几乎沦为一纸空文，因为规定都只是提出“应当”而非“必须”进行勘探。
北京市近期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07年、2008年两年，北京市从事土方施工的新开工建设项目共有4191项，但只有97个项目进行了考古勘探调查，仅占总数的2.3%
房地产开发到哪里，文物就出土在哪里；高速公路修到哪里，考古队就到哪里“救火”——这几乎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发现的“定律”。
随着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海量文物“被出土”，另有一条“定律”急需打破，许多考古学家呼吁：必须采取有力和有效的措施，别再让建筑队、推土机的到来之日，成为文物古迹的遭灾之时。
疲于奔命的考古学家
1月26日中午抵达金华市婺城区，对新发现的山下周遗址进行回填保护；28日午饭后赶赴50公里外的浦江县，对浦江上山文化遗址进行勘查……这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最近几天的日程，最近三五年他明显感到工作忙碌了不少，“因为新发现实在太多了”。
“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考古界现在人人都忙得很。以往户外考古都是集中在春秋两季，而现在，我和我的同事，一年至少有300天在外奔波。”
1月22日，浙江金华山下周村发现9000年前人类居住遗址的消息传出。作为国内少见的上山文化时期遗址，山下周遗址与此前的考古发现构成浙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群，对人类农业文明的起源有着重要研究价值。
作为山下周遗址的主要发现人之一，蒋乐平认为，对于沉睡在浙江金华西部的地下已经9000年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来说，铁路施工前的一次考古勘测，给它带来的算得上是好运。
2009年9月，蒋乐平等几位考古专家在杭(州)长(沙)铁路沿线进行施工前的考古勘测。金华当地文物部门负责人告诉蒋乐平：铁路线500米开外的一个小山坡曾有考古记载。经过勘测，不到150平方米的小土坡竟然藏着9000年前的人类社会信息。
不过，考古学家仍然深感惋惜。遗址位于金西经济开发区内，2003年以来，周边土地基本都被开发殆尽，小土坡因为一根电线杆被留存至今。蒋乐平说，推平的土地里是否都有文物无法判定，但作为一个原始村落的文化遗址，绝对不止剩下的150平方米。
推土机下，多少文物在哭泣
近年来，绝大多数文物的出土是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副产品。新近发现的“曹操墓”，也是“被出土”的产物。发现这座东汉大墓的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周围，曾经布满了红火的小砖窑场。
烧砖取土使得这座大墓近年来频遭盗墓贼“光顾”，并有体现墓穴高规格的画像石被盗出，引起了考古专家的注意。在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发起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中，埋藏千年的“曹操墓”得以重见天日。
很难说大兴土木对地下的文物是福还是祸。尽管考古学家们已经忙得难以分身，但他们认定，推土机和工程队所到之处，被隐瞒、回填或者破坏的文物远比得到保护的要多得多。
“即使在建设过程中发现了文物，有些开发商为避免麻烦，就直接填埋或者毁坏了。”金华市博物馆馆长助理赵一新说，近8年来由开发商主动上报的文物发现，在金华仅有两例。
2009年5月，金华一位开发商称，在施工现场发现古代墓葬。开发商问赵一新，如果挖出宝贝，他能拿到多少“分红”。“他的举报初衷还是经济利益驱动。”赵一新说。施工队的无知和隐瞒直接带来的是许多珍贵文物毁于一旦。
“文保先行”，何时落到实处？
现行的《文物法》规定，在进行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的时候，建设单位要事先会同主管部门“进行文物的调查或勘探工作”。针对这一法律，各地制定了更为明确的规定。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明文的法律规定几乎沦为一纸空文，因为规定都只是提出“应当”而非“必须”进行勘探。
北京市近期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07年、2008年两年，北京市从事土方施工的新开工建设项目共有4191项，但只有97个项目进行了考古勘探调查，仅占总数的2.3%。
赵一新表示，国家级工程尚未全部事先进行考古勘探，地方上的工程项目能做到的更是凤毛麟角。即使是铁路修建等提前进行文物勘测的国家大型工程，考古专家进行抢救的时间也非常紧张。
施工现场的情形常常是，一边是施工队，一边是考古发掘队。任务紧迫，抢救性发掘往往较为粗放，从保护的数量和质量上都不理想。
“重要的是把文物评估放到环境评估一样的地位上来。”赵一新、蒋乐平等考古学家一致认为。不论是房地产开发建设，还是大型基建项目，都需要经过政府部门审批。如果要求开发商在土地审批之前必须拿到文物部门勘测通过的公章，进行类似“环评”的“文评”，文物保护的执行力度才能得到明显增强。
但是，这种设想却遭到了多数施工部门的反对。浙江一家房地产公司工程部经理说：“考古的费用要纳入开发商成本，这个还是小事。如果勘测出文物，整个工程可能就因此被叫停。”
有关专家指出，这种“唯经济论”的思想必将对我国的文物保护造成极大的伤害。无论从国际惯例还是从我们自身需要的角度来看，必须用强硬的手段彻底解除工程建设过程中对珍贵文物的破坏，而这需要国家文物保护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建设部门等相关单位的通力合作，并需要在立法上进行严格限制。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章苒） 编辑：宁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