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下半年到第二年，我做了半年主持夜班的工作，这对我可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那时白班出五个版，外国专家有舒子章(Julian
Sehuman)、伍德(JohnWood)和何曼丽(ManliHoo)，由负责白班的副总编定稿，他们都能按时正常完成。夜班的任务是出头版、国际版和补充审定体育版。当时的夜班程序是：先由老冯在夜班编前会上定下头版头条和采用稿件，选定头版、八版图片。夜班专家记得是惠普尔，(Charlie
Whiple)，负责对各版编辑做出的稿件作文字加工。夜班编辑三、四人分别按版看稿，第一读者潘景怡按版逐字审阅签字，再由我逐版、逐条、逐字审定签字。这时早则一点前后，晚则两点多，送《人民日报》机房付印，四点前印完。
我值完夜班后，有车送我回家，照排的李太行也同行。到家就睡，一直到中午，起来吃午饭。下午一般都坐公共汽车到报社，读读英文报和主要中文报，经常还去看看文件。那时碰到的一个困难是，常有国际球类比赛很晚才结束，体育记者回来写稿补发，问题不大，但比赛完却得不到新华社图片，而国际重要比赛不配图片不行。我和编辑商量，对着电视机选拍有比赛镜头，经过试验，很快就拍出了清晰的比赛照片，配合特写新闻，用在第二天版面上，大家看了皆大欢喜。这在当时条件下，是个小小的创新。后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仿效拍摄急需照片，效果也不错。
那时，《中国日报》让我去参加《人民日报》的夜班编前会，了解他们第二天的发稿情况。我每天下午五点去参加会议，听《人民日报》各版定稿，由值班副总编李庄定头版头条，有时，领导人还通报重要信息。我参加《人民日报》编前会后，有时也带回一些新的发稿动态。这些都对我们报社了解国内外大事很有帮助六届人大的宣传报道受到彭真、杨尚昆同志的表扬。他们认为，我们既报道了大会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精神，又发扬了英文报的特色。
在忙碌的会议期间，我们还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与来自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各地区的领导及代表们接触。这不仅提高了我们对会议精神的认识，同时，也是向他们学习的好机会。这些同志保持了谦虚、热情、亲切的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记得早在1978年，我作为中央广播电台的记者，出席一次姚依林同志主持的财经会议。我们已是多年不见了，当他见到我时，就情不自禁地一面快步向我走来，一面向在场的代表一再指着我高声道，"这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同学，我给你们介绍。"在这次会议中，他也以同样的热情把我介绍给其他同志。我体会这是他战斗的清华情结的自然流露。我当时也激动地说了一句："你还是象过去那样热情。"
在这次大会上首次见到郁文同志，他是大会新闻报道组的领导。我和他住得很近，见面时随便谈谈，彼此有所了解。在这次会议上，他见到我直截了当地说："你已经年逾古稀了，还挑起这样重的担子，不可以找年轻人来干吗?"几次见面都这样讲，他讲得很亲切，使我感到很温暖。一次会议休息时，见到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我们以前也见过。他很健谈，和记者们谈会议问题，亲切而自然，和大家聊起天来，海阔天空，无拘无束。有一次，我们几个人要他请我们吃冰糕，当时没成功，第二天，他主动来补请了事。
会议中，还结识了较年轻的部级代表，如林业部的董智勇、粮食部的姜习等，他们都是些认真负责、业务素质高的好同志，对我都很随和。我和他们谈会议、聊生活，向他们请教一些专业问题，对我启发很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些构成了我作记者的"副业"收获。
《中国日报》经过十五年的艰苦奋斗，日益成长壮大，办成拥有六份报纸的英文报系，成为全世界人民了解我国的最重要媒体之一。《中国日报》的新闻也常被外国传媒采用。日益强劲的改革开放之风，即将把我们送进21世纪。祝愿全体报社同仁，齐心协力，不断改进作风、文风，在编委会的领导下，更加奋发图强，使富有革命传统的《中国月报》，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不辜负创办人的初衷，不辜负当年支持创办这张报纸的胡耀邦同志及其他中央领导的一片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