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一天的下午，《中国日报》上上下下为一个毫无思想准备的消息惊呆了。临近中午还好好的关在汉同志，突然心肌梗塞经救护车送往医院后，不到两小时，从医院传来了噩耗："老关走了。"全报社顿时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美术组的三个年轻同志自发地为他在报社的楼门口，布置了黑边白花的遗像。算来老关去世到今年已经有十二个年头，惊愕消逝了，人们也不再泪流满面，但是关在汉同志的形象、他的精神风貌，在人们心里却愈来愈鲜明。
关在汉同志是参加《中国日报》筹备工作的元老之一。最初的筹备工作是在他家中进行的。《中国日报》正式出刊后，他是第一任评论版的主任。《中国日报》成立支部后，他是第一批申请入党的同志中的一个。他能写一笔好文章，长于组织管理，他善交朋友，《中国日报》和斯坦福大学的关系是由他建立的。
全报社谁都承认他能力强，水平高，还有脾气大，但是他部里的年轻人却说他从不对下属发火。做支部工作的人还知道他的另一面，多少年来，他以一颗赤子之心要求党收下他，做个党员。几经周折，支部通过他入党，那时他已60岁了。一年后，他如期转正，成为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不幸，56天后，他去出了。我最初认识关在汉是他因筹备办一张英文报来到我家。我早就听人说起过他，却从未见过。他爱人吴敬瑜是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英语教师，业务上是很出色的。一次，我新华社的老友董乐说起她英文好，也教得好。老董告我说她丈夫关在汉的英文比她还好，不过同我们一样是个老"右"。
有一天老关自报家门来到我家，我才知道他就是吴老师的丈夫，大名鼎鼎的关在汉。他头发花白，瘦削而挺拔，不失风度翩翩。他开门见山动员我去为一份新的英文报工作。我曾经听说过改革开放了，来的外国旅游客人、生意人多起来了，要搞些人把《人民日报》上的消息、文章翻成英文，供他们看。我想，何必多此一举，还不如把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铅印出来，就行了。但是关在汉在参加筹备，就不会是简单地翻译工作了，想必是经过了一翻周折的。从他口中我知道筹备办报的是一些有多年"外宣"工作经验的行家。我又踌躇起来，我年龄已过60，报纸从没办过，去不去呢?他前后来我家三次，是他的自信鼓励了我，终于鼓起勇气，离开了熟悉的新华社，迈进了未来的《中国日报》的大门。到了新地方，我发现关在汉熟悉不少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可见他是出了不少力的。
报纸终于出来了，而且是八版，比《人民日报》还多四版，有许多创新，我学到了许多。报社上上下下，大家都很喜欢他。
评论版是报纸的心脏。最初我们这家报纸只转载、摘述各大报的评论、文章，自己不写评论。过了一些时候，才开始有了自己的评论，大概是一星期一篇。评论主要是老关的大作。写评论的还有刘老、老冯都是大手笔。老关的评论颇有特色，一上来就是评论的主要问题。他的文章观点鲜明，说理透彻，文笔流畅。有一次，我值班发稿，一位值班的专家说，"比尔（即老关）的评论读起来有节奏感，写得真好，不需要作任何改动。"
关在汉在评论部很善于用人之长，《中国日报》的工作人员真正是来自"五湖四海"，而且是"少长咸集"。例如郭达，他是最早的《西行漫记》的译者。1981年也已过了60岁。他的翻译颇有板眼，所以理论文章，常由他处理，他决不会因辞害意。说到熊德威，他是生于英国，毕业于剑桥，为了抗日才回国的爱国华侨。文字生动、活泼，会英式幽默。部里也有中年干部，还有几个有才华，又有思想而又傲气、调皮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评论部，谁都得勤奋工作，努力提高。老关是深得他们尊重的。这并不是因为他是领导，而是他的确棋高一着，令人不得不服。
评论版当时经常有漫画。老关常到美术组去出题目，出点子。漫画虽不能算怎么好，但至今美术组的同志(当时都是三十岁不到的青年)回想起来，觉得对自己的成长有很大帮助。他还要求美术组为四版经常更换Logo，使评论版虽然不少大块文章，版面仍保持活泼、好看。
老关写稿很快，平时积累材料，勤于读书，而且干起来精神集中。但是据一些年轻同志说，他倒不怕别人打扰。任何时候他都可以放下手中的活，与你谈。看来他对于领导一个评论部
游刃有余。和他接触的年青人对他颇为恭敬。开过他抽屉的人似乎也不在少数，都夸他抽屉干净，放东西井井有条。在"文化大革命"的无序之后，《中国日报》一开始，就比较讲效率，连人们的衣著也都整齐，这中间老关自有他的一份不小的贡献。
在政治上，老关从小就关心国家大事，他生于1923年。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他刚上中学，他已经明白了华北形势的危急。抗日战争爆发时，他14岁，1938年参加了民先队的工作。那时他在北京，靠母亲工作维持生活(他父母亲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七岁丧父)。1941年，他考上北京燕京大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辗转到成都燕大。后来到云南远征军当过翻译。1945年，日本投降后，关在汉因为英文好，在南京当过《新民报》的收音员，后来当了法新社的记者，采访中共方面的消息。
周恩来同志，当时在梅园新村，很重视这个能通过法新社为党做对外宣传的进步青年记者，曾与他谈过三次话。他深受感动，认识到中国的将来只能靠共产党。他从此开始了要求入党的漫长道路。
在南京曾有一个名叫吕一峰的地下党员，让老关填过一张表，他自以为这就入了党。由于他自己不明白入党的手续和严肃性，这次的"入党"不能算。若干年后，再次提出，吕已亡故。
关在汉在法新社四年，自己以为为党做了些工作，就该是党员了。
解放后，他到外交部工作。抗美援朝时，在板门店，他单枪匹马出一份英文参考，立过三等功。回国后，他提出入党申请，后因历史上的一件事而搁下。1957年，反右扩大化，关在汉被错划为右派。关在汉当时力求站在党的立场看待这次运动，认识自己的错误。他被下放到广西灵川县，分配到大圩镇中学任图书管理员。1961年，因他工作努力把图书整理得井井有条，由县委批准摘去右派帽子，1962年在当地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之后，回北京，在人大附中教英文。"文化大革命"后被评为特级教师。他参加过东升公社大钟寺生产队的一打三反工作组。
老关的特点是不论顺境逆境，凡是党要他做的工作，无不兢兢业业，尽力做好。令人惊异的是他还在所谓"摘帽右派"时，就被灵川县评为先进，被人大附中评为特级教师。他在一打三反工作组还纠正过错案，落实政策，使当事人重回北京，并发还他的住房。我曾问过他，"你倒胆子很大。"他笑笑说，"只要委派给我做，我就敢负责去做。"这就是关在汉的本色。他对党的一片赤诚，不在口头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不论是20多岁在法新社工作时，为梅园新村作宣传；抗美援朝时，在板门店工作；还是作为右派在广西大圩镇中学整理图书，他都努力把工作做好。
改革开放，错划右派被改正，筹办《中国日报》老关要求入党
之心，分外迫切。他终于如愿，但留下的是无限的遗憾，因为他
未能作为党员大展宏图。作为党员，他只活了56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