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美国早春，我抽着烟，喝着酒，在和朋友的闲聊中，第一次听到《中国日报》这名字。
在那周的前两天，电话中传来了问候声。啊，好熟悉的声音!还是在1949年夏天的上海，那以后就没再听到过。那声音说，他叫关在汉，是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城(Palo
Alto)打来的。
"谁?"我问。
"比尔(Bill)，"那熟悉的声音说："比尔·关。"
比尔!外国人和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名字，我在上海见过他，那时他在法国的新闻机构法新社工作，我们成了一对忠实的朋友。三十年以后，比尔成为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访问学者，为期三个月。
一周之间，我们见了几次面。我当时已预定参加一个旅游团，马上去中国。屋里弥漫着雪茄的烟雾。比尔告诉我《中国日报》的筹备情况，他提到：该报有一个体育版!它将使用西方通讯社的电讯，这在中国可不是一个小的改革!
当他问我，是否愿意去该报工作时，我说，让我考虑一下。
很快我就到了北京，遇见了冯锡良，《中国日报》的创办者之一，也是我的一个老同事。我们谈了很多，最后我答应，当年的年底去试验六个月。之所以这样定，是因为我还没有冬季的旅游计划。
1980年10月，我第三次在中国停留，直到现在。(从1977到1980年的大半年，我组织旅游团到中国，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来华始于1947年，我乘了一艘众所周知的老爷船，在上海登陆。)
报纸的框架先搭了起来，然后，设计各个版面，有些什么栏目，什么内容，一点一点地充实起来。这些工作都是在《人民日报》大院内一座半新不旧的三层楼房里进行的。
卖力的专家
《中国日报》为了帮助报纸的编辑工作，邀请了六到八个有经验的外国专家。
查利·惠普尔(Chadie Whipple)来得比我早，他在美国《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工作了40年后退休的。随我之后的是，英国汤姆森基金会(The Thomson Foundation)派来帮助工作的苏格兰人朗·基德、(Ron
Kidd)，威尔土人约翰·兰德尔(John Landells)，以及《墨尔本世纪报(Melbourne Age)》派来的澳大利亚人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
除了我，外国的支援者们一般是，每人干一年，或两年，有的离开后，再回来多于一年。
我在这里，看到好多人来了又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们就好象经过我的"旋转门"似的。他们是一群有能力的人，努力工作，力求改进。他们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和工作。其中有我的几个好朋友。
好多人在此期间，周游了中国。因此，无论有过多少挫折，他们都感到，来一次中国，就是一种"奖赏"。
几年过去了，当《中国日报》聚会时，人们都谈论查利、朗、…"，那些对报纸作出过贡献的外国人，我总爱回忆那些美好的日子。
机智的查利
第七版作为"体育版"，为什么标的是"Sports"，而不是"Sport"?我忘不了这件事。查利和我认为应该用"Sports"，两个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说，应该是"Sport"。3：2!他们占优势。后来查利冲进门来，手里挥舞着--份《泰晤士报》，那份报的体育专栏上标的是"Sports"，事情才作了最后的决定。
查利作为记者，扶不颓丧。他在《波士顿环球报》有过一段很长的历史，他还当过评论版编辑和意见调查员(对来自读者的控诉进行调查、研究并协助达成公平解决的人)。
他有一肚子体育采访的轶事，机智而精彩，特别是关于拳击明星乔尼·沃克雷德(Johhny Walker
Rid)挥动神拳的故事。他讲的最精彩的一个故事是：他怎样采访了棒球明星特德·威廉士(Ted
Williams)。正当那家伙和波斯顿新闻界发生争执时，查利采访了这位明星。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威廉士正在他的衣帽间里，接受赛前的全身按摩。有人进来对威廉士说，要他立即无限期离开本地!他当时很生气。这时，勇敢的查利进去了，并迅速摘下眼镜说："威廉士先生，我准备牺牲我的右眼来采访你"
这位令人敬畏的棒球重击手捧腹大笑。于是，查利对他进行了采访。
1982年,他和他出色的妻子普丽西拉(Priscilla)离开中国后，我每年都回美国和他们共度暑假。去年四月，普丽西拉来信说，他病重住院。我打算七月份去看他，但没如愿，普丽西拉来电话告诉我，查利已于五月十二日去世，享年七十七。
在他的最后岁月里，虽然健康下降，还在录音机里记下了他那长长的新闻生涯。如果出书，这将是美国记者的最佳故事。
其他专家们
说到查利，我无法不想到其他的外国专家们，在那长长的过程中，他们都为《中国日报》出过一份力：那典型的纽约人鲍勃·邓费(Bob
Dunphy)，《纽约时报星期日旅游版》(New York TimesSunday Travel Section)的退休编辑；幽默巨人约翰·伍德(John
Wood)和他的妻子何曼丽(Manli Hoo)在《波士顿环球报》干过7年；吉姆(Jim)和桃罗赛·尤尔(Dorothy
Uhl)，在《辛辛那提邮报》(Cincinnati Post)干过30年；史蒂夫(Steve)和吉恩·特立波里(Jean
Tripoli)，现在他们分别在《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华盛顿邮报》工作；查尔斯·弗兰克尔(Charles Frankel)是从《檀香山星报》(Honolulu
Star Bulletin)退休的；约翰·麦凯弗蒂(John Me-cafferty)和莎伦·德兰(Sharon Dirlam)在《洛杉矶时报》(L·A
Times)干过多年；还有一对英国夫妇戴维(David)和简·贾斯特(Jane Juster)。
还有杰弗·格洛费德(Jeff Glorfeld)，他刚从大学出来，离开北京后，去墨尔本当了记者。杰弗,约翰·伍德和英国人巴里·博顿(Barry
Bolton)，去年又回到《中国日报》三个月，帮助办24页的《亚运新闻》。
正派的比尔·关
这就该说到比尔·关了。他从斯坦福大学回来后，一直工作到1984年。他过早地死去。这是《中国日报》的巨大损失，是他的中国和外国同事们，还有我的巨大损失。我们几个在布洛克林长大的人会说：比尔是一个正派的受尊敬的人。
在我的想象中，比尔就象一个到处漂泊的人，他如今正在天上某处，参加一个很大的编前会，点着一支细长的雪茄，呷一口心爱的法国白兰地。
现在，报纸已办了多年，只要想起这位《中国日报》的新闻界老手，想起多年前发生的事情，我仍然感到，比近年来的成就更为美好。所以，借此机会，我愿说一句：《中国日报》创业时期的那些往事是令人难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