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日报》创办之初，李伯悌同志就参加了筹备工作。在对外宣传圈子里，她以一流的英文写编能力和熟悉自己的读者称著。她曾任二十年副总编的《中国建设》是外国读者乐于接受的综合性大型杂志。她来到《中国日报》是对这份新生报纸极大的支持。
报纸虽然初创，一出世就是八版。在当今世界各大国的英文报纸中，八版算是页数最少的，但是在我国境内这已是别具一格，篇幅超过一般中文报纸一倍。《中国日报》的第五版是广义的文化版，每天都要出。内容包罗万象，天文地理、医学卫生、文学美术、舞蹈、音乐、书法、绘画、建筑、考古、书评、剧评……等等。五版的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最难写，作者既要有专门知识，又要文字明白通畅、优美动人。当时文教部的工作人员，相当大的部分是外语教师和外文系毕业生以及少数自学英语的。李伯悌就担起了编发五版稿件的重任。她在《中国建设》的长期积累的经验，使她很快地定下了五版题材的框架。她毫不犹豫地从事手把手的教练。据赵宝华的叙述，李伯悌在报社的年代不过两、三年之久，但是她给了他深刻的印象。她告诉他报纸的科技特稿不是论文，对象不是专家而是普通人，文字要明白而准确。她知道赵的外文是自学的，她总是亲自为他改稿，免得他因口语不流畅而造成与外国专家思想交流的不便。
伯悌同志熟知她的读者，她了解英文报的报道要避免外国读者所不喜欢的训人的宣传口吻，她尽力使五版上用的文稿题目是外国人感兴趣的，文字上说理清楚，叙述娓娓动听，引人入胜。因此，《中国日报》的五版是办得颇为吸引人的。
李伯悌是一位东西方文化修养很高的老同志。她出身于安徽方姓陈姓大家。母亲为名女作家方令儒。她小时候在美国读过书，在上海进过中西女中。她在武汉大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抗战期间为美国《时代》杂志工作过。后来又毕业于美国Mount
Holyoake 学院，解放后立即回国，在新华社天津分社任记者。五十年代初，她调任《中国建设》任副总编。这份杂志是按宋庆龄先生的设想办的。
在抗战期间，李伯悌认识了一些外国朋友，其中有《时代》记者自修德，约翰·赫尔赛，李的文化修养使他们能更好地理解和喜爱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后来由于她办的报刊善解读者的爱好，又使他们通过报刊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发生兴趣，成为中国的朋友。她在《中国建设》取得了成功，在《中国日报》她也取得同样的成功。
李伯悌的为人，从不以她的长处傲人，她的谦和与生俱来，加上言谈风趣，关心同志，她深得大家的敬爱，既是年轻人的师长又是大家的朋友。
新加坡曾是不让大陆报纸进口的国家，但是当地的英文报《海峡时报》却常转载《中国日报》的五版文章。这是我国文化的魅力，也是我们五版的成绩。
但是"文化大革命"在李伯悌身上造成的创伤，缓慢地残害她的肌体。她双腿失灵，终至瘫卧在床。在病中，她也不改常态。她的大床边上，伸手可及的是书柜，她在病床上和往常一样博览群书，其中包括金庸的武侠小说。她那里还有朋友送来的外文新书。报社里几个常去看她的朋友同事，都为她的坚强的精神力量所感动。她虽然消瘦了一些，但脸上没有皱纹，仍然很美。说起话来，坦然宁静，一如往日。但是朋友们也知道，她是在忍受着难熬的疼痛的。
1996年9月8日她的病情突然恶化，是脑中风，早晨发病，上午10时30分逝世，享年78岁。她的子女们尊重母亲的愿望不举行任何追悼仪式。她只愿在知道她的人的脑子里留下一个宛如她仍在人世的美好印象。李伯悌的一生确实是美好的。
李伯悌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东西方文化中的美好的东西，在她身上都留下印记。在这点上，她是幸运的。能为我国的对外宣传尽力，能够发挥自己所长，做到为我国争取更多更广泛的朋友，她也是幸运的。对外宣传，费力而难出成果，但是她的杂志、报纸都办得卓有成效。她的长期病困，是她个人的不幸，也是大家的不幸。但她又以坚强的毅力，克服病魔，使《中国日报》同仁更加对她爱戴。她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她不屈不挠，从十年灾难中，使《中国建设》恢复面貌，以后又为《中国日报》作出贡献，取得了好成绩!李伯悌可以笑傲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