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锡良同志在长期病痛之后，于丙戌年元月二日，与世长辞。他的去世所引起的人们的悲痛，不能不与《中国日报》有联系，因为虽然老冯已于1987年从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只要一翻开《中国日报》，就一定会想到冯锡良，《中国日报》的内容与形式上的独特，无一不与老冯有关，无一不出于老冯的创意。而且说实话，也只有在那个时候，冯锡良这个密苏里新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真正学有所成者，才有机会发挥他的满腹经纶。
"文革"于1976年下半年结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邓小平复出主政，1980年胡耀邦当选中共总书记。中国这个泱泱大国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自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为数不少的外国人也因而来到中国，要亲自考察一番。他们中多数人不懂中文，虽然每天广播电台有英语新闻，但内容单薄，这就不免使来华外人，觉得到了中国，两眼一摸黑。曾经有些同志以为把《人民日报》的一部分译成英文就可以了，但凡干过对外宣传的人，都知道此道不通。
随后才有了一个江牧岳、安文一、汪溪和冯锡良的四人小组，筹备一张供来华外国人看的像样的报纸。对象的要求，在他们是明确的，这就有了《中国日报》上的不少创举，不少个第一次。
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来是没有广告的，工厂、商店、报纸全是公家的，广告也就绝迹。
但是《中国日报》必须有广告，也就登起了一种洋酒的广告，当时，这使得原先在中国的老专家不满，新中国怎么给那么个东西做广告。既然是改革开放，要人家来做生意，哪能不让做广告。但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外国报纸有严格的行规，广告归广告，新闻归新闻，区分十分严格，有偿新闻就绝不允许（新闻记者在采访对象时，不能吃饭，更不说拿东西。《中国日报》还严守报纸工作人员的家属不能上报的规定）。
《中国日报》的筹备小组，让报纸有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即《人民日报》里几幢楼），调来一些骨干，请了专家，对干部进行了培训。这些方面，江、安是立了头功的。
报纸如人，有自己的面孔。《中国日报》与它的头版的图片关系极大。《中国日报》头版上半页的大幅图片，使这张报纸放在报摊上，人们一眼就可辨认出来。面孔要引人注目，要好看，于是这张图片不一定是政要握手，或是会议上高官排排坐。一个炎热的夏天，图片中是一个小孩正在吃西瓜。头版以外的图片也很重要。千百年的北京春天的风沙，以图片表现出来，《中国日报》是第一家，而且整整半页。会议新闻的图片，有一张《中国日报》的获奖图片是一幅人民大会堂，人民代表表决的照片。这张新报纸的，非常年轻的摄影记者，按常规被搁置在冷僻的位置上。偏偏这个小青年的镜头感极佳，从他的冷僻位置上，拍了一张前所未有的全景照，给人感觉一新就得了奖，而且群起仿效。后来各报也都用起了大图片，摄影记者也受到重视，与《中国日报》的重视图片，善用图片有关。与冯锡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学的"图示术"（印刷版刻）有关。在我们报纸的第一批专家中，有一位画版样的专家：J·劳伦士。他为韩美林和他的义犬的故事所感动，亲自动手，颇花了一些心思、时间，把韩的画作，围在文章周围作装饰，巧妙灵动，堪称经典。
在栏目上，一开始就重视经济，放在二版上（现在有所扩大），体育版采用外电，版面也很大，配上图片，国际新闻则直接收外电编辑，时效上快捷多了。报上还有桥牌、字迷，这些都是首创，为适应报纸的特殊对象而设的。
从一开始《中国日报》就实施了电子排版。
在百废待兴的1979-1980年，调一个英语熟练的干部很不容易，于是《中国日报》首次实行了向社会公开考试招聘（为此《人民日报》发了评论），招来了不少才俊。没有做过新闻工作怎么办？培训。谁来当教员？
汤姆森基金会派来了几个熟练的编辑记者，对招聘来的不少青年干部进行培训，实地采访新闻，指定对象，采访外国人（包括在华的老专家）。他们的培训是不断的做作业，效果明显。
此外还派人到英国去短期学习，到夏威夷一年学习，斯坦福大学一年学习。我觉得在冯锡良面前，似乎是路路通（有一次赵紫阳当总理时，认为我们的运气太好，硬把夏威夷学习的两个名额转赠给了新华社）。
我个人到《中国日报》前已超过60岁的退休年龄，做外宣工作已是20年前，心里没有底。到《中国日报》后，对冯说了自己对编报、排版一窍不通。他介绍我参考
Harold Evans 的四大本编报的技术书。Evans
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总编，得过多次编排奖，是真正的行家（此人后来被默多克聘走，当泰晤士报总编，二人意见不合，
Evans辞职，去了美国，默默无闻）。他的四大本书，是编报上的必要参考，讲的都是实际问题。我从来对海归是佩服的。我在对外部的第一任领导沈建图，是马来西亚归侨，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早早就归国的学人，在我工作的国际新闻局有不少。我深知在改革开放前，他们很难放开手脚，一抒平生抱负。冯锡良是幸运的，他创办了《中国日报》，得到了普遍的好评。在我们五周年时，美国戏剧家亚瑟·米勒（这时因他的〈推销员之死〉在人艺上演，所以他在中国对《中国日报》作了（有保留的）好评。《中国日报》是幸运的，碰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光，胡耀邦这样的好总书记，又碰上赵紫阳总理，虽然他抢了我们两人的留学名额）。
我们参加过《中国日报》工作的人，也是幸运的。当时虽然办公室拥挤，宿舍紧限，但是意气风发，心情舒畅。
1984年冯的母校发给他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荣誉奖，主要是为了他创办了《中国日报》，
正如他自己为报纸的画片集所写的："回顾过去，我们的成功在于我们敢于采用外国的东西为中国所用，从不拘泥于眼前的惯例。"
1983年冯得了中国新闻学会发的慧眼奖，这对所有的摄影记者都是很大的鼓励，以往，图片的大小往往为"邮票"，作为填空用的。新华社摄影部主任把中国日报的图片，向国内报纸的老总们作了幻灯的介绍，号召重视图片，向中国日报学习。
在《中国日报》的领导层中，有两位是冯过去的顶头上司，有一位是广播事业局的领导，他在解放前曾任重庆地下党的市委书记。冯是1950年的爱国海归，新闻学科班出身。在《中国日报》之前，他在国际新闻局，后来在外文局干了近30年的英语杂志，真正用上他的看家本领，还在改革开放以后。他作为常务副总编，后又为总编辑，在业务上是游刃有余。在处人上，他平和理性，上上下下，中中外外，都能在他周围心悦诚服的团结起来。当时有一位外籍专家说他是一个真正的绅士。此人干到合同满期，隔了一年去而复来。他是一家苏格兰大报的副总编。他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
冯锡良是政协委员，有一次，我听他说要提出建议，在我国应设陪审团。从外国电影里，我看到过陪审团，判人有罪或无罪，似乎权很大，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清楚。据一个海归经济学家介绍，实施普通法国家，如英美都有陪审团。陪审团成员里的普通老百姓，他们可以是不学法的一般人。判刑方法是把全社会老百姓所认知的价值标准，当成社会的公平标准。什么是社会的公平标准，老百姓认为是公平的，才是公平。据这位经济学家说，因为英美有陪审团制度，所以英美证券交易所不敢胡作非为，受百姓之托为他们做生意赚钱，利息比银行的要高得多。
冯锡良在办报方面的才能，我知道一些。不知道他在法治方面也有学问，他后来病重了，我不敢去问，成了永远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