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6年5月6日辞世。陈砾同志是中国日报第三任总编辑，他的逝世是我们新闻出版界的一大损失，我们许多老同志都很怀念他。我在无比悲痛中回忆起我于他在任期间1989年11月和1990年4月跟随他工作时的情景，以及在1997年7月与他一起在烟台休养时和我们讲过的一番话，至今我仍历历在目，从他身上我所得到的教益终生难忘。
1989年11月我出差去天津组织特刊那一次，陈砾同志得知后亲自来到我的办公室，首先向我说明了中国日报出版的特刊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为了使我的工作少走弯路，又向我把正在改革开放的天津市及其开发区细细地和我讲述了一遍，甚至把我工作的日程都给我作了周密的安排。按照陈砾同志的指示，到了天津首先找到了外办主任，又在外办主任的带领下找到了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陈伟达同志，我向市委领导说明了来意之后，领导立即向天津市贸易促进会和旅游局下达指示，仅仅一周的时间就把特刊的稿件和照片全部落实下来。特刊出版后，陈砾同志对我说，我们出版特刊，并非仅仅把特刊费收上来一见报就了事，其重要意义是支持首都的大门--天津的改革开放，而搞特刊形式的宣传为的是促进地方经济显现活力，要注重成果，要讲究效益。按照陈砾同志的指示，后来又去天津组织了多次特刊，每次都达到了预期目的。天津的同志反映，陈砾同志过去在天津工作时，宣传工作就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今调到了北京仍然不忘支持天津的工作，我们天津人不会忘记陈砾同志给我们的关爱，谢谢陈砾同志，谢谢中国日报。陈砾同志为我们中国日报在天津树立了良好形象，也为我报在天津的发行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们念念不忘陈砾同志对具体工作一抓到底，并为获得的成果付出的辛劳。
1990年4月，当时我正在广州参加春季商品交易会，陈砾同志电告我立即准备好去西安组织特刊的宣传材料和宣传稿，他说要借中国日报在西安成立办事处和记者站的东风，打开我报在西北地区征订特刊、广告和扩大发行的局面。我从广州赶到西安后，见陈砾同志已拟好了开展工作的计划。他不辞劳苦地带着我连续三天走访了20多家涉外宾馆饭店的经理和公关部主任。为争取时间，他规定早8时出发，12时返程，在住宿处吃饭。在紧张的工作中，他把落实下来的特刊稿件、发行数字和发行渠道等都一一记在他的笔记本上。当时因为北京的工作也在等他马上回去，他比我先期返京。在离开西安的那天，他向我交待了两件事：一是千叮咛万嘱咐我把收到的稿件汇集起来整理好尽快发稿，保证质量和信誉；二是把我再留西安几天，让我在当地依靠省委宣传部，经常向他们请示汇报。陈砾同志这样说，我们也这样做了。省委宣传部听了我们的汇报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有计划有重点，陕西的公司、厂家、宾馆都把中国日报看成是特殊的宣传媒体，能在中国日报上刊出特刊和广告不仅是中国日报对我们的支持，更是我们陕西省的光彩。就这样，我们赴西安的团队在陈砾同志的带领下获得了圆满成功。我返回北京后不久还收到了陕西省委宣传部发来的一封表彰信。回忆这次西安之行，我又向陈砾同志学到了很多、很多。他是我的好领导，也是我的好老师。
为写这篇怀念文章，我查看了我的一段日记。那是1997年7月，中国日报老干部处组织了一部分老同志去烟台休养。我们到达目的地的第二天，陈砾同志也闻讯赶来参加了我们的老人之旅。我们在一起无话不谈，有的人谈快乐的事，也有的同志发发牢骚，宣泄一下自己心中的郁闷。当时我也谈到我在职时并不得志，心情不舒畅，退下来又遭遇到诈骗犯骗取了我毕生的积蓄，自己就是过不来，此时陈砾同志插言道：价值是人生的理由，是生命的意义，人的一生只有赋予一定意义才会有生活的目标，才会充满生命的活力。他接着又说，应该看到，人到老年，特别是我们这些人退下来以后，由于自我认识的局限，也是一个人感到人生意义不断丧失的过程，容易产生价值的自我否定，社会角色感和人生归属感容易处于茫然忧虑。他的这番话使我顿时豁然开朗，他的见解很有哲学道理，我暗暗地感谢他的谆谆开导，也暗暗地向他学习。应该说他的见知帮助我寻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大大地推动了我实现老年的自我价值，特别是近两年来，随着参加社会活动的增加并获得精神奖和物质奖之后，深感陈砾同志的开导不断使我的生命焕发出绚丽光彩！
陈砾同志在职时，工作认真负责，细致有序，对己要求严格，艰苦朴素，待人相见真诚，特别是对某些专项工作，总是做到精益求精，讲究成果实效，这些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是我的贤明领导，是我引以自豪的师长，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我感谢陈砾同志，深切怀念陈砾同志，陈砾同志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