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来，有不少我的老师和朋友相继去世，我很悲痛。今年8月8日，我读《中国日报》，发现陈砾同志也因久病不治离开了我们。他和我在建国后两度同事，有过十分难得的友谊，他一走，我又一次感到难过。我不禁想起一些往事，怀念陈砾同志。
在朝鲜一起采访停战新闻
陈砾同志是我的老战友了，1953年5月我们在朝鲜开城认识，那时我们分别受报社派遣，采访朝鲜战争停战的新闻。朝鲜战争已经打了3年，美国无力实现它的侵略意图，不能不同意停战，同我们朝中方面在开城签订停战协定。这是一件有世界意义的大事，我国政府十分重视这件大事的报道；陈砾和我有幸奉派承担这次有历史意义的新闻报道。
当时到开城来采访的有全世界许多国家的记者，尤其美国记者特别多。我国的记者为数也不少，都来自国内几个大城市的重要报纸，我受北京《光明日报》派遣，陈砾代表天津的《天津日报》。当时我37岁，陈砾好像还不到30，风华正茂，在我们记者中间显得十分活跃。当时记者们不仅采访在开城的朝鲜和中国方面的谈判人员，还采访其他各种工作人员，因为他们也都是在反侵略战争中立功的人。陈砾好像也同外国记者有所交往，这也是为了采集同战争有关的信息。
当时在开城的中国记者都很忙，但我们都受中国代表团接待，生活在一个住处，我们在生活上能相互照顾；尽管我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报社，但我们报社的任务是一个，所以采访得来的信息也能相互交流。我还从同业们的谈话中知道，陈砾是国民党要员陈布雷的儿子，他的几个同胞兄弟姐妹都参加了革命；他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交战双方签字仪式那天，记者们都特别忙，我都不记得陈砾在哪里活动，他肯定同我一样忙于观察和记录，然后给自己报纸写通讯，拍发电报。报道了签字仪式以后，我们又都忙于准备新的采访题材。我和一些北京报社的同志曾转道平壤回国，在平壤还应邀作了采访，陈砾没有参加，我们就此分道扬镳，但是我们建立了难忘的战斗友谊。
在中国日报开始新的合作
此后一晃就是30多年，很突然，我和陈砾同志重逢了。1982年，我和一些老同志已经在中国日报工作了3年，总编辑刘尊棋积极物色接班人，他从天津找来陈砾同志，担任副总编辑。我同这位老战友又能一起工作了，非常高兴。据尊棋同志说，陈砾多年来一直在天津工作，一度在英国学习，熟悉外事。我在他到来的第一天，就去他住处会面，同他欢叙往事，我为他介绍报社一些喜人的情况。我相信，他年轻，将在报社大有作为。
可是，他一来报社并不到编辑部工作，开始抓基建，为建设报社的新大楼奔忙。后来他又为添置设备，出国多次。我们仅仅在社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碰面。在社委会探讨问题时，他往往能支持一些开创性的意见，确实给社委们增添不少动力。
1984年，国务院公布了国家工作人员退休制度，我退居二线，同陈砾的接触就更少了。此后我实际上不在报社工作了，同他偶尔见面，我了解到他已经担任编辑，在开展"报系"的工作，成果不小。报社增加了《商业周刊》，后来又办起了《北京周末报》。1992年，他又为报社添加一个"子报"--《上海星报》。好像按照我们从《曼谷邮报》学来的学生报的经验，开办的《21世纪报》，也是在陈砾总编辑任内实现的。
1997年报社纪念创刊15周年，决定出版一本纪念文集，我参与编辑工作。那年陈砾同志已不担任总编了，我约他写一篇创办报系的文章，他愉快地完成了。这可以说是我们最后的一次合作。
陈砾离职以后，开始担任政协委员，我曾建议他多多保重。由于我了解他的光荣经历，同他说过一个假设：如果"民革"有一天缺主委的话，他有可能被调任他的主委，统战的任务将非常重要。他只说，"不会吧"。我说，"多保重，时刻准备着。"可是，以后他连年患病，从坐轮椅到吃流食到卧床不起，今年最终离开了人世。唉！我们国家失去一个得力的干部！我又失去了一个能干的朋友！
2006-5-13日，时年90岁又3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