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来了；2003年，非典来了；2004年，禽流感来了……当然，不是我带来的，我没那本事，我只会画漫画，我叫罗杰。
知道我漫画的人都夸我很有本事，画得好！其实我没有。我就是有点小聪明，能模仿一些老外的东西。我总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一点不假，我念的经中国人听了都觉得新鲜，其实在外国人那儿都是儿歌罢了。
说实话，在中国日报，我总觉得抬不起头来。我的专业说出来笑死人，我是学英语的，商务英语。那张大专文凭虽说也是自学考试得的，但总体来讲英语课程都是半调子，不少是摸着及格线过来的，有的还摔过好几跤。看着身边一个一个都是专业八级的同事们，还有那些大鼻子蓝眼睛，我是大气也不敢出啊。再说到我们美术部，那个个才称得上是艺术家呀！科班出身，功底深厚。不说别的，一张张油画挂出来，看得是我目瞪口呆。像我这种半路出家连素描都画不好的小玩闹，腰都不敢直了。中国日报真是人才荟萃之地啊！一时间我顿失方向感。说英语，尤如鲁班门前弄大斧；讲艺术，堪比关公庙前耍大刀。这叫我怎么办呢？还好，后来我们主任张老师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这样想：说漫画，咱在英语界画得最好；讲英语，咱在漫画界说得最棒！我一听是这个理，这才气也顺了，腰也直了，也能安心工作了。
说到张耀宁老师，那可是我的恩师。2002年的秋天，正是我极度郁闷的时候。当时我所在的公司正在改变经营方针，由漫画创作转型为动画创作。这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我所热爱的时事漫画创作。事业的低谷与人事的斗争，一系列困扰让我苦于挣扎。是张老师的出现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他从网上看到我的一些作品并发来电子邮件主动与我联系。之后与他的促膝会谈中，我不仅深深地感受到他的诚意，还惊喜地发现，中国日报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净土。很快我就毅然决定跳槽，来到中国日报。事实证明，张老师的选择是正确的，而我的选择也是正确的。我的特长最终在中国日报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在中国这个条件特殊的国家里，也只有中国日报才能有时事漫画发展的良好平台。我在中国日报取得了一些成绩，而离开中国日报这片阵地，我什么都不是。所以说，我罗杰虽然不是千里马，但张老师绝对是伯乐。（还是变相夸自己是千里马。）
进了中国日报之后，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害得我差点连工作都丢了。那是2003年夏天，由于表现良好，报社给俺们签合同了。好事啊，不过一谈到办手续，一大堆证就堵在门口了。什么暂住证啦，就业证啦，健康证啦，摆明了就是欺负外地人。我也想当吃着焦圈喝着豆汁的北京人，可谁让条件不允许呀，俺们不是应届大学生，户口问题不好办。我到现在还年年办暂住证呢。无耐的我只能按部就班地去办各种证。到健康证这关可卡壳了，抽血结果转胺酶超标不让办，医生说你别急，再抽一回。我就老老实实地一个星期过后又去了亚运村医院，抽完告诉你，还是超标。医生说你别急，再抽一回，这次吃点降转胺酶的药。过了一个星期后再去抽，结果更高了。医生说你别急，再抽一回。我心想我能不急嘛我，三管儿血了，再抽下去人命都该出了。回去把这事跟领导一说领导也急了："要不，咱们合同晚点儿再签？"
我这个汗啊，瀑布一样的流。豁出去了，拼了老命我再去中日友好医院查去。中日医院就是过硬，二话没说，上来就是两大管儿血（不知道抽那么多干什么用）。我的血啊……罢了，擦干眼泪等结果。上帝保佑，什么问题也没有！天杀的亚运村医院，#￥@#$!。血也流了，合同也签了。为了进中国日报，我付出了"血的代价。"
当初来中国日报社，图的一是待遇不错，二是工作环境轻松。张老师跟我说一个月只要画四张画，我听后心情那叫个爽。谁知到这里一看，四张？二十四张也不止啊。画多点无所谓，关键还被枪毙呢。好不容易琢磨出一个点子，领导啪得一声就给毙了。如果被毙一次身上就留一个孔的话，那我现在就是一个标准蜂窝煤，而美术部就是一个煤库。人人都是千疮百孔，毙习惯了。没办法，谁让我们是国家的报纸，代表中国的声音啊。不能我们画得爽，给国家添麻烦啊。有时候我总想，你看人家老美的政治漫画家，一天一张该多辛苦啊！可转念一想，他们没人拿枪在后面等着。不过据可靠消息，老美的漫画家们现在也过不好了，下岗的下岗，转业的转业，可见这新闻自由到哪儿都是有限的。抱怨归抱怨，工作起来我还是很认真的。我这人没什么大优点，就是很负责任，事到了我的手上，一定要干漂亮了。再加上我这个人还有点强迫症，画起来总是钻牛角尖。还好，这些都是值得的。三年来，我一年给中国日报社挣一个新闻奖，也算是有点功劳吧，呵呵。可我对名还是看得很淡的，昨天，资料室的一位同事问我那张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中东闹钟》是什么时候刊登的，我愣是花了一个钟头，最后还是在网上查到的，我自己早就忘光光了。
其它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希望中国日报越办越好吧，让咱们这些小编们越挣越多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