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通过考试和面试以后来报社工作的同事们都说："我选择了中国日报。"
而我进入中国日报时，好像不同，几乎没有选择。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81年6月13日的晚上，在学校食堂刚吃完饭，年级辅导员找到我，对我说："明天一早你去参加'中国日报'的考试。"问他考什么，他说不知道。那时考试并不像现在那么多，有个机会就不容易。
但有同学告诉我，考试通过了，可以到美国学新闻，然后回来在报社当记者。我愣住了。1977年底参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次考试时，我原打算考理科，因为复习时间不够，再加上父母鼓动，才选择英语专业，斗胆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自1978年春天入学以后，父母一直激励我毕业后争取进入外交部工作，接他们的班，好像学外语就是要当外交官，所以我从没有想过当记者。
第二天一早，进入考场，才知道上午考笔试，下午考口试。笔试的题目是《纪念宋庆龄》。宋庆龄作为国家名誉主席，于1981年5月29日病逝。那时，我们学业紧张，《中国日报》又刚刚创刊几天，我仅仅浏览过大标题，要写她的生平事迹，简直不可能。我想到我上小学时，曾经读过的少年杂志上有她亲笔写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题字。于是，我以此为中心，写了她作为国母，对青少年、儿童的关怀和关心。
两个多小时以后，我交了考卷。在考场外等待的小戴（书鸿）和小童（燕钦）告诉我们说饭后参加口试。等待口试时，大家聊天，讨论口试应该谈些什么。我记得当时的同学景军和其他同学大谈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瓦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主持人瓦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 而我才第一次听到这两个人的名字，觉得景军他们好棒。
到了考场，发现面前坐了一排人正等着"审讯"我。他们包括当时的执行总编辑冯锡良老师和经济部主任李文老师。我不记得口试如何开始，只记得李文老师问我是否想当记者。我直捅捅地说："我不认为我适合当记者。""为什么？"我回答说："当记者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快速的头脑，而我两者皆不具备。"
谈不了新闻工作，冯锡良老师问我毕业论文准备写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打开了我的话匣子，我谈起赫尔曼·梅尔维尔，谈他笔下的断腿船长亚哈和亚哈苦苦追寻的大白鲸鱼莫比·狄克，谈我为什么被亚哈和大白鲸鱼莫比·狄克的故事所感动。老冯问我还读过哪些原版英文书，我列了几本，其中包括描写20世纪初英、美、俄三国外交官在阿塞拜疆明争暗斗的小说《外交家》和勃朗特三姐妹的小说。说完了，口试也结束了。
一周以后，学校通知我去参加体检，体检后又过了两周，学校再次通知，说我被中国日报正式录取，7月份去报社报到、实习，8月下旬赴美国夏威夷大学去学习新闻报道。
就这样，我成为中国日报的一个学员、一个年轻记者。虽然我没有主动选择中国日报，虽然我父母仍然对我没能进入外交部耿耿于怀，但是我非常感谢当年中国日报的老前辈们把我"拉"入了报社，让我走沙漠戈壁、上世界屋脊、赴滇缅边陲，深入了解中华多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科学和人文生活；给我提供机会，结识了不少著名学者、科学家，跟随着他们进入了各领域的前沿。
在报社老前辈的培育下，在学者和科学家的身边，我学会了讲故事，更学会了做人。几年干下来，我开始爱上了新闻事业，越来越觉得用英文写新闻，这是最适合我的职业。这也是我和中国日报的缘分。
2006年5月22日
中国日报 总编辑助理兼文教部主任，高级编辑
从小喜欢读历史书籍。高中毕业后曾在北京一家集体所有制工厂当工人。1977年，文革结束后第一次高考时，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主修英国语言与文学专业，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考入中国日报，做记者、编辑工作，用英文撰写新闻、通讯、特写、专访和消息。受中国日报委派，于1981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新闻系进修一年；于1985年至1986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传播系学习，获得新闻硕士学位。1996年获第二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1998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